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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在诸子之学中，不仅可以看到经与史之间的相通性，而且也不难注意到经和诸子之间的相关性。先秦时期当然还没有形成经学，不过，如前所述，《易》、《诗》、《书》等后来成为经学领域经典的典籍却已存在。从王阳明到章学诚，都曾提出“六经皆史”之说，其中强调的是“经”与“史”之间的统一性。广而言之，除了经史之间的这种交融外，后来成为经学内容的经典及相关理论与诸子之学也呈现内在的关联。一方面，后来成为经学内容的经典如《诗》、《书》、《易》等不断为诸子们所引述，并构成他们思想的重要来源，从中可以看到后来成为经学内容的经典文献对诸子的影响。另一方面，诸子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孔子、孟子，其思想后来成为经学的重要内容，其著作则在后来成为经学典籍的重要构成。在中国思想的尔后历史衍化中，有所谓经、史、子、集之分，与之相关的是经学与史学、经学与诸子之学的分野。然而，从历史的源头看，后来被作为经学的思想内容与诸子之学之间，并非彼此截然隔绝。如后文将进一步讨论的，这种交融，也制约着中国思想的尔后发展。 2 诸子之学所具有以上特点，包括历史的承继性和延续性、思想的突破性和创造性，以及诸子学与后来成为经学的思想内容之间的相容性，在中国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本身不断得到延续。在汉代，有董仲舒、扬雄等人物，他们在思想上承继了包括先秦在内的以往思想系统（扬雄甚至在形式的层面也依循传统经典，如其《太玄》仿周易而作、《法言》以《论语》为效法对象），但又具有思想的创造性。同时，他们也体现了经、子之间的沟通：一方面，如董仲舒，在经学形成之后，已成为重要的经学家，另一方面，他们又有自己个性化的思想系统，可以视为汉代的诸子。后来“董子”、“扬子”之称谓，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其思想品格与诸子的相近性。魏晋时期，诸子的思想一度呈复兴之势，除儒之外，道、墨、名家等思想都得到了多方面的阐发。王弼、何晏、嵇康、郭象等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王弼有《周易注》，何晏有《论语集解》，郭象有《庄子注》，等等，其中既可以看到思想的历史延续，也不难发现其思想的创见。同时，在王弼、何晏那里，经学与子学之间也呈现内在的相融性，而他们本身则既是经学家，又是魏晋时代的诸子。隋唐时期，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同样体现了“述”与“作”的统一，既上承传统思想，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的儒学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就其思想品格而言，他们也可视为隋唐时代的诸子。宋明时期，理学基于儒学传统，又对其作了新的发展。以北宋五子而言，他们对经学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对以往传统经典也作了种种诠释，在这一意义上，他们的思想无疑体现了历史的承继性。但同时，北宋五子又各自形成了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思想体系，可以看作是宋代有创见的“诸子”：事实上，“五子”这一称谓，也体现了他们与诸子的思想联系。在这里，历史的承继性、思想的创造性与突破性，以及经学与子学之间的相融，同样得到了展现。 到了清代，诸子之学作为研究对象进一步受到重视：清代从某种意义上再次体现了诸子学的复兴，当然，这种复兴首先表现为先秦诸子学作为研究对象得到了关注。与之相关，从主导的方面来看，尤其是在乾嘉学派那里，清代诸子之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文献的考证、训诂、校勘等。当然，清代诸子学的研究并不仅仅限于这些方面。后来龚自珍对乾嘉学派的学术做了带有总结性的概括，在评价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阮元的学术研究时，他便区分了阮元所涉及各种学术的领域，包括训诂、校勘、金石、史学、典章制度，等等，与此相关，他还特别注意到“性道之学”，将“性道之学”列为阮元学术研究的重要方面。所谓“性道之学”，也就是关于性与天道的追问和沉思，其中涉及现在所说的带有思想性、哲学性的创造性思考，对“性道之学”的关切，表明即使在以诸子作为实证性研究对象的乾嘉时期，当时学人的思想依然关注思想的创造性，从而在实质的层面也同时上承了先秦诸子注重思想创造的传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