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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一股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政治思潮。这股思潮的一般特征是：掩盖儒家学说的本质属性，摘取儒家经典的某些话语，将其判定为“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宪政主义”、“社会主义”等，进而宣扬“回到孔孟去”、“立孔教为国教”、“立儒学为国学”、“重建儒教中国”、“推行儒家宪政”之类的政治主张。一些学者将其视为“儒家”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而，从其本质属性看，“新儒家”不是真儒家。 孔丘曰：“名不正，则言不顺。”概念属于“名”的范畴，而概念是揭示思维对象的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在特有属性中，本质属性既具有区别性，又具有规定性，为一个事物内部所固有，并能决定这个事物成其为这个事物的性质。如果一个概念不能反映特有属性，特别是不能反映本质属性，就会“名不正”，进而“言不顺”。然而，一些学者往往制造一些指称对象极其混乱的概念，导致一些张冠李戴、指鹿为马的学术现象出现。“现代新儒家”这个概念便是典型例证之一。 儒家学派，门户繁多，流派丛杂，概括“儒家”的特征并非易事。例如，司马谈用“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论说“儒者”的特有属性，而实际情况是：“墨者”、“法家”、“阴阳”、“名家”及“道家”中的多数也讲究这一套。又如，班固《汉书》用“留意于仁义之际”论说“儒家者流”，许多学者将“讲仁义”视为儒家的特有属性，而实际情况是孔丘之时还没有“仁义”这个词，主张“仁”、“仁义”的也并非仅限于儒家。又如，许多学者称“儒家讲王道，反霸道”，而实际情况是孔丘对“霸”也有正面的评价。荀况、陆贾、董仲舒、桓谭、李觏、司马光、陈亮、陆九渊等名儒都认为“霸”、“霸道”具有正面价值。又如，许多学者称“儒家讲性善”，而《三字经》的“人之初，性本善”只反映孟轲一派的观点，包括孔丘在内的先秦、汉唐名儒大多不赞成性善论，诸如荀况讲性恶、董仲舒讲性三品、扬雄讲性善恶混。就连推崇《孟子》的张载、朱熹也明确指出：孟轲的性善论有重大理论缺陷，无法解释性恶的来源。儒者天道论的分歧更大。董仲舒将“天”视为“百神之大君”，朱熹将“天”视为“自然之理”，二者分属两大哲学类型。儒者大多讲究“天人合一”乃至“天人感应”，而柳宗元、刘禹锡等主张“天道自然”、“天人相分”，二者也分属两大哲学类型。 概括“儒家”的一般特有属性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而揭示“儒家”的本质属性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历代儒者的最大共同点是：论证君主制度、宗法制度、等级制度的一般规定性并维护“尊者专制”的观念。重要证据之一便是：孟轲、荀况、董仲舒、扬雄、张载、朱熹运用各自的人性论，共同论证了实行君主制度及尊者专制的必然性、合理性和绝对性。“天人感应”与“天道自然”的重大哲学分歧并没有影响董仲舒与朱熹“三纲”论的内在一致性。下面再列举四个判定儒家本质属性的重大事实依据。 孔丘是儒者宗师，而“孔子尊君”乃古人之定评。从《左传》、《论语》、《史记》的记载看，孔丘赞美西周王制，阐发“文武之道”，论证“君臣之义”，抨击“礼崩乐坏”，儆戒“乱臣贼子”，主张“贵贱不愆”、“事君尽礼”、“以道事君”，倡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视为理想政治境域的主要标志，曾为强化鲁国公室而“堕三都”，被敌国视为“为政必霸”的卓越人才。其弟子称颂孔学为“百世之王，莫之能违”。司马迁也赞扬孔丘作《春秋》以“明王道”。作为那个时代一位博学、睿智、求实、进取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行道以尊君是孔丘的政治抱负和治学宗旨，他无愧于“孔子尊君”之赞。战国诸子多有非儒之论，却没有人否认“孔子尊君”。汉唐以来，“孔子尊君”乃是朝廷之定见、儒者之定论和世人之定评。就连非议儒家的无君论者也将尊君视为“圣人”的莫大罪过。 孟轲被尊为“亚圣”，而《孟子》是帝制法则的经典。《孟子》有一批制度性命题，诸如论证立君治民的“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论证君权天赋的“天与之”，论证君主独一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论证天下王有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论证治权在君的“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论证君为政本的“一正君而国定”，论证忠君孝父的“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等。孟轲以“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论说帝位的传承，认为帝王权位的终极合法性取决于“天命”，无论禅让、革命、世袭，凡是“非天与”的都属于“篡”。这些命题所设定的政体形式和权力结构完全符合现代政治学的“君主专制”定义。《孟子》之所以成为帝制官方学说的主要载体之一，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古人云：“孔子尊君，孟子尊道”，而孟轲之道“无害于尊君”。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