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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尊奉儒典，而“尊者专制”是四书五经的核心观念。诸如《尚书》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诗经》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周易》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论语》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中庸》的“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周礼》的“惟王建国，辨方正位”，《礼记》的“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等等。只要客观、全面地考察各种儒典，便不难发现“尊者专制”贯通儒家的所有命题和范畴。就连《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及“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也是典型的以“天人合一”论证尊者专制的命题，其基本思路是：天地之大尚有尊卑高下，“天地之道”、“阴阳之数”、“乾坤之体”注定万物皆有“君臣之辨”、“尊卑之序”、“贵贱之位”。礼教及“三纲五常”就是阐释四书五经、论证尊者专制的产物。 先秦儒家的核心要素，上承商、周，下启汉、唐，始终是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例如，只要仔细比较一下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的理论结构和命题组合，就会发现：《孟子》的各种理论要素，包括“民贵君轻”与“民无二王”，不仅完完整整地保存下来，而且占据了官方学说和主流学术的地位。就连下令删节《孟子》的明太祖朱元璋，也曾一度将“民贵君轻”书写于宫廷殿堂，还曾下诏称赞“孟子传道，有功名教”，并免除孟轲后裔的赋税。清朝的乾隆皇帝甚至自幼修习“民贵君轻”，多次撰写体认“民贵君轻”的诗歌文章，他下令编辑的《钦定四书文》收录了两篇阐释“民贵君轻”的明朝科举范文，收入《钦定四库全书》的阐发“民贵君轻”的著作更是不胜枚举。这也说明，“民贵君轻”并不违逆“尊者专制”，二者恰好相辅相成。 显而易见，“孔孟民主”是帝制及礼教覆灭之后冒出来的一种新说法。这一类说法的要害是变换儒家本质，扭曲儒家思想，打着“弘扬传统”的旗号，贩卖个人的政治主张，宣传所谓的“儒家宪政”。一些人甚至声称《孟子》的“民贵君轻”为“最高民主精神”乃至“世界民主论之先驱”。于是原本众口一词的“孔孟尊君”，演化为“孔孟专制”与“孔孟民主”之争。 必须指出的是：那些怀有特定意识形态目的的“新儒家”属于刻意造假者。牟宗三公然提倡文化造假，渲染中华道统的“内在超越”路线。面对质疑，他竟然诡辩：“即令没有，我们也应当使它有。这是我们作历史的回顾时，作为黄帝的子孙所应当有的责任。”钱穆则极力证明帝制是“君主立宪”而“绝非君主专制”。一些主张在现代中国推行“儒家宪政”的人，明知古今“三统”非一脉相承，且“道不同”，却基于“如果儒家想在现代社会赢得生存权利，就必须有效地吸纳民主”的考虑，宣称要以“引进民主宪政要素”的方式，“弥补古典儒家的不足”，将“儒家”和“民主”整合在一起，以“重建中华道统”。这无异于公开宣称要用作伪的手法无中生有，用讹变的方式将儒家转换成与其本质属性截然相反的东西，这无疑是“木质的铁”。历史上不乏伪冒“儒家”的伪作伪造和假冒“儒学”的假托假造，而公然宣称必须作假偷换的唯有现代冒出来的“新儒家”。如果孔丘在天有灵，肯定会责备这种做法曲解了儒家的纲领、灵魂、精髓，悖逆了儒学的“圣道”、“王制”、“名教”。 严谨的学术分析应当将公然造假、欺世盗名的“现代新儒家”正名为“现代伪儒家”。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