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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典范的成型 朱熹诠释义利问题的要点为门人后学所承继，并得到新的概括与凝练。其弟子陈淳（字安卿，号北溪，1159—1223）在解释“义利”字义时，除了继承朱熹在《孟子集注》中以天理与人欲区分仁义与利的思想，还把天理（义）表述为当然而然、无所为而然，把人欲（利）表述为不当然而然、有所为而然。陈淳写道：“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欲是所欲得者。就其中推广之，才是天理所宜底，即不是人情所欲；才是人情所欲底，即不合于天理之所宜。天理所宜者，即是当然而然，无所为而然也。人情所欲者，只是不当然而然，有所为而然也。” 叶采（字仲圭，号平巌，建阳人，生年不详，淳祐元年进士，景定初卒）为朱熹、吕祖谦编《近思录》作注时，继承了朱熹关于义是天理以及“利者，义之和”的思想，同时也吸收陈淳从有所为与无所为之分的角度对朱熹义利论的概括：“义者，当然之理；利者，义之和也。然君子惟欲正其义而已，未尝豫谋其利。有谋利之心，则是有所为而为之，非正其义也。” 至此，通过反复转述以及有意识地通俗化，朱熹的义利论述变成易于记忆、便于传播的若干教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