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熹义利说影响近世东亚 随着理学书籍在元代以降陆续传入朝鲜、日本，朱熹思想在近世东亚地区也传播开来。这里以朝鲜儒者李退溪（名滉，字景浩，安东人，1501—1570）为例，说明朱熹义利说在近世东亚的影响。 李退溪在与其门人黄仲举（名俊良，号锦溪，平海人，1517—1563）就朴英（字子泽，号松堂，密阳人，1471—1540）为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所作的集解的讨论中，有力地卫护了朱熹。 《白鹿洞书院揭示》在讲“处事之要”时引了董仲舒的名言：“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朝鲜学者把《揭示》称为《洞规》。朴英作《白鹿洞规解》，关于“处事之要”这一条，他的注完全照抄了叶采那段话，更有甚者，他把这段话直接视为朱熹本人语录。 黄仲举对朴英引用“利者，义之和”这句话来解释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感到困惑，因为，在董仲舒那里，“义”与“利”明显是对举的，而“利者，义之和”则对“利”作了更多肯定。李退溪先后写了两封信来回答黄仲举对于《白鹿洞规解》的疑问。在这些信中，李退溪尽力作出分疏，以证明朱子既承认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利”又接受《易传》“利者，义之和”的做法在理论上不存在任何矛盾。 李退溪首先指出，“利者，义之和”的“利”字与平常所说的“贪欲之利”的“利”字含义不同。“利”字就其本义而言，只是“顺遂便益”。其次，他又解释说，“利者，义之和”的“利”虽在“义之和”当中，但毕竟与“义”相对，彼此呈消长之势。究其原因，乃是因为人心有所意向，即有所为而为，而一旦有所为而为，按照朱熹的讲法，就是“利”而非“义”了。所以，“利”字本来不是什么不好的词，只是被人有所为（谋之）之心弄成不好的东西了。“利者义之和”与董仲舒的“不谋利”并不冲突。 可见，李退溪对汉文理学文献的运用娴熟，其对朱熹观点的了解，除了《朱子文集》本身外，也信赖像陈淳、叶采这样的朱熹后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经过朱熹几代门人后学的努力，其有关义利之辨的思想，在近世东亚已得到广泛传播与引用。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