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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1年陶懋立发表《中国地图学发明之原始及改良进步之次序》一文开始，我国地图学史的研究至今已有百年历程。以往研究主要从科学角度探讨了我国地图制作技术的发展变化，较少涉及地图的制作者与阅读者。随着史学理论的迅速发展，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福柯提出“知识考古学”，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遭到批判，文本知识背后的话语权力逐渐被学界所接受。史学家对文献的解读，从最初文献本身所负载的历史信息及其考辨，逐渐转向文献生成的社会背景、作者以及读者等相关的社会与文化意义。这样一来，“文献”变成“文本”，借此探究文本生产过程背后所蕴含的历史事实。 立足本土 在此背景下，地图作为一种“图”，除了实用功能、技术外，其背后所涉及的人、所隐含的社会文化等，是史学家探讨的对象。美籍学者余定国与英国学者柯律格跳出传统的研究范式，更多地将中国地图作为一种文本来加以考察。 青年学者潘晟在肯定上述二位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亦指出二人研究是站在西方话语下的解释，未能真正理解中国地图背后的传统文化精髓。这种感受在日本学者海野一隆的著作里也能找到。可以说，亚洲学者在面对西方学界时均有相似的两难困境。如何解决这一两难境地，或许正是潘晟所著《地图的作者及其阅读：以宋明为核心的知识史考察》一书的动力之一。 正如副标题所言，全书以宋明时期我国古地图编绘者为切入点，主要探讨了宋明两代有关地图绘制者及地图知识的发展变化。纵观全书，前五章主要探讨了宋代地图学知识的来源，并通过作者与读者两个维度，探讨了宋代地图绘制过程中，宋人特别是一般官僚对当时地图的解读密码。后两章以明代地方志为核心，考察了明代地方志所载地图的绘制者，及其所表达的政府与地方各个阶层的声音。不难看出，前五章是核心，尤其关于宋代地图的讨论，较好地体现了标题所指出的作者与阅读两个层面，论证了地图学知识的传承与影响。 面对西方强势话语，作者立足本土，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内部考察中国古代地图学。全书越过技术、形制等因素，对地图背后的绘制者、阅读者，以及二者所负载的古代知识系统的发展变化，通过地图所发出的不同声音，进行了历史性考察。虽以古代地图为出发点，考察的真正对象则是相关知识史及有关人群。 自下而上 书中论证有诸多创新之处。首先，从作者与读者两个维度对地图加以考察。特别是在关于宋代地图知识的考察中，通过对中国传统制图机构与传统，以及与绘画理论、绘画者的关系，试图总结宋代地图知识谱系的建构，其中不仅运用了地图学知识，同时也运用了绘画理论。不仅如此，作者还通过对宋代地图作者与读者的考察，以《八境图》为核心，论证了当时透过地图所表达的政治情感与文人情感。 其次，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社会自身所拥有的一般学术传统或技术传统，更能够还原中国古代地理认识与描述的历史世界。正是基于这种自下而上的视角，书中通过对宋代地图的考证，认为中国古代大部分地图并非天才的绘制者所作，更多是一般的官僚、儒士与工匠。这一群体才真正代表了当时的地图绘制水平。 最后，在对明代方志地图的讨论中，不仅指出该地图的绘制者多为一般儒士和工匠，而且还揭示出利用地方志这一载体，国家、政府、地方文人等多个领域所要表达的声音。 “厚宋薄明” 全书不足之处也十分明显，归纳起来有三点。第一，虽是一部站在本土立场，从中国传统知识内部对古代地图知识史考察之作，但仍然未能超越西方话语，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所使用的有关阅读史的理论方法。这一点在附录部分《历史文献的陈述及其阅读》表现得最为明显。历史文献的陈述与阅读理论源于西方。当然，凡是正确的、有助于促进史学研究的理论不分地区国籍，笔者在此想说明的是，要想彻底摆脱西方强势学术话语实非易事，还需中国学者共同努力。 第二，内容分布不均，明显体现出“厚宋薄明”的特点。在对宋代的讨论中，作者出色地完成了该书标题所包含的要求——地图的作者与读者以及所承载的知识史。然而，在关于明代地图的讨论中，虽不乏新识，却十分单薄。首先，仅仅讨论了方志地图中的作者，没有提及读者；其次，从地图知识史角度看，纵向上，宋明间有关地图绘制知识的上下关联，并未得以复原。横向上，中央官员、一般官僚士大夫与普通工匠之间有关地图知识的相互影响，亦未说清。 第三，在讨论对象上，避开了中国传统的经典地图，而是选择由普通官僚士大夫所绘制的地图，选择的地图种类稍显单一，无法反映当时普通民众的知识世界。事实上，进入明代以后，随着出版业与商业的发展，能代表一般地图知识世界的，并非是具有官方性质的地方志，更多的是被广大民众所使用的日用类书。比如，《万宝全书》中的“舆地”一门，不仅载有时人眼中的地理知识，更有大量他们通过想象或实地考察编绘而成的地图。另一种则是族谱。明清时期产生的族谱中含有大量墓图、村落图，这些图其实也是一种地图，且形式多样，它和类书一样代表了当时普通民众的知识形态，但书中却丝毫没有提及。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