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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迎来60周年诞辰,多位上海史研究者相聚庆贺并举行学术研讨会。文汇报在会上访问了中日英三国学者,请他们从本国学者的角度,谈谈各自研究的特点及资料运用。 在英国做中英关系史的人并不多 文汇报:我们想知道,上海人研究上海史,日本人研究上海史,英国人研究上海史,可有什么不同,特点在哪里? 熊月之:我讲两个特点。上海人重视上海史,由来已久。我们历史所成立的时候就是以上海史为中心,1956年成立,到现在60年,除了“十年动乱”中研究中断,其他时候上海史一直是重点。 在资料积累、人员接替、成果出版等方面,我们都有比较好的基础。我想强调的是,看上去是上海学者,其实都来自全国。他们都有两种身份。第一,他们是上海的学者,对自己的城市有对其他城市所没有的感情。第二,他们也是从外地来的学者,他们看问题通常都有自我批判的精神,这是上海文化所特有的。这就跟上海文化的结构有关系,既能够继承自己原有的传统,同时又能吸收现在各个地方来的学者的特点。 另外,上海一向和国际学者交流比较多,研究上海史的大本营就在上海。美国大学里凡是研究上海史的学者,基本上都是上海社科院的访问学者,如裴宜理、韩起澜、叶文心、魏克曼,都是在上海获取资料、研究、交流,上海已经是一个国际性的上海史的研究基地。 总结起来就是:上海是全球化的上海,上海也是全国化的上海。全球化的上海,大家可能说得比较多。而全国化的上海有两层意思,一是上海人来自全国,二是上海的文化也是来自全国。记住这两点会让我们在看待上海的问题的时候,既有全球的眼光,也有全国的眼光。 高纲博文:日本的上海史研究者有各种研究角度和观点,并不统一,但主要聚焦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多年前,日本的上海史研究者认为旧上海是帝国主义的一个“堡垒”,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1980年代以后,一些中国学者比如熊月之先生提出租界的两重性。从这以后,日本的很多学者也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认为租界不仅是帝国主义的堡垒,还有其他方面的社会历史作用。 第二个比较主要的学术观点就是:相比在近代上海生活的外国人,中国人才是上海的主体居民。近代上海华人的生存状态是怎么样的?日本学者希望能搞清楚这一点。 最近一个新的研究动态,关于近代上海的新闻媒体,就是考察它们在上海社会生活中发挥什么作用,及其主要的发展历程。 毕可思:实际上,在英国没有多少人做上海史,更令人吃惊的一点是,在英国做中英关系史的人也不多。我有一些学生,以上海史为题写博士论文,如现在在都柏林三一学院教书的伊莎贝拉·杰克逊(Isabella Jackson),现在在约克大学教书的乔纳森·豪利特(Jonathan Howlett)。相比之下,我们布里斯托尔大学可以说是研究上海史的一个重镇了。其他学校也有学者,如牛津的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做上海的劳工史。 我读书的时候,确实没有这方面的老师。我是在做1920年代的中英关系史时,随着研究的深入才越来越意识到,对英国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上海。就这样,我被拉进了上海,试图理解上海,然后越来越深入地了解中英关系史。 在英国,中英关系史被忽略的一个原因是,相比之下他们更想研究中国历史,也就是只看中国本身。因为做关系史的话,很容易会把中国看成是对美国、英国、日本的反应,这样就不会很好地理解认识中国。他们想从中国内部看中国本身,以中国自己为中心。此外,做上海史的人不多还有一个原因:英国学者想要理解中国革命,而要了解中国革命就必须了解乡村,不是城市。 文汇报:可否请高纲教授介绍一下您担任会长的日本上海史研究会? 高纲博文:日本上海史研究会1990年5月在东京成立,促使它成立的有两个重要因素:第一,日本当时虽然有各种关于上海的出版物,但是系统论述、研究上海历史的著作尚未问世,还没有人系统地做过上海历史的研究,我们深感有必要去做这方面的事情。第二,中国改革开放后,日本学者和上海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的交流多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上海史学者到日本展开学术交流时,需要一个接收机构,而当时的日本缺乏这样一个机构,这就促使我们成立了上海史研究会这样的学术研究团体。 日本上海研究会的成果比较多,第一个重要成果是1995年出版的《上海史》(东方书店),是战后日本出版的、由日本学者写作的第一部上海通史,涵盖的上海历史有700年,从上海设镇一直到改革开放,重点是从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到当下的上海历史,反响比较好;其次有《上海人物志》(东方书店,1997)、《上海——多层性的网络组织》(汲古书院,2000)等等;后来出版了《战时上海》(研文出版,2005;中译本, 陈祖恩等译,上海远东,2016),主要叙述中日战争中上海的众生百态,是专题研究当时上海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论文集;最近可能还要出版一部论述近代上海新闻媒体的著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