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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聚焦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筑牢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根基。在这样一个严肃的历史关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更应关注党史研究，深化党史研究。中华民族是最珍视自身历史的民族，中国共产党是最珍视自身历史的政党。党史研究，事关我们党和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未来，其意义不言而喻。 作为党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党史研究 对于党史这门学科，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党史研究是一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运动规律的科学，要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这一论断集中概括了党史研究的基本内容和根本特征。从内容上看，党史研究包括两个层面：首先是研究党的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展现党的历史进程，是为党史研究的初级内容；其次是在展现党的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分析和总结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分析和总结党领导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思想和实践规律，进而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运动的规律，是为党史研究的高级内容。 党史研究的内容决定了它必定是一门具有鲜明党性的学科。同时，党史研究本身又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借鉴历史、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宣传和教育广大群众的重要思想武器。如此一来，党史研究与党性更加密不可分。在“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面前，如果没有党性原则，人们会失去对各种“打扮”的识别和批判能力，容易相信一些“假扮”，从而丧失对历史的正确理解，也就不会产生正确的教育和引导效应。 同时，党史研究又是一门科学。它有自己的学术规范、研究路数和发展规律，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它的研究对象，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产生、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还是党的历史活动、历史事件、历史言论、历史经验教训、历史发展规律、历史人物、历史器物、历史典章制度等，都是无可否认的客观存在。要研究它们就必须遵循科学的理念和方法。而客观的研究对象和科学研究方法的使用正是一门学问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正是因为既有党性又有科学性，党史研究令很多研究者觉得不好把握。事实上，党性和科学性在党史研究中是可以而且应当统一的。毛泽东曾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可见党性和科学的态度在现实中并不矛盾。不仅如此，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还提出，党派知识分子所研究的问题和科学可能是其他知识分子们没有考虑到的，是一种“把新思想、新问题、新挑战从学科外部引入学科内部中”的威力机制。在党史研究中把党性与科学性统一起来，在“求历史之实”的基础上“求历史之是”，正是党史研究区别于其他学科研究的根本标志。 克服偏离学科范畴的两种倾向 在党的事业蓬勃向上的大好形势下，党史研究也处在了繁荣发展的最佳时期。近年来，一批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陆续面世，将党史研究推向了新高度。但毋庸讳言，由于对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原则认识不够或把握不当，党史研究在具体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出现了两种偏离学科范畴的倾向：一种是以党性涵盖科学性，以宣传代替研究；另一种是打着“个案研究”、“细节挖掘”的幌子掩盖真正的科学研究，助长历史虚无主义的滋生。 由于党史研究与党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关系，混淆二者之间界限的事情经常发生。一些人将党史研究视为党史宣传，或将党史宣传当作党史研究。这样做易使人们误以为党史研究仅仅是宣传品，而不是一门科学。一些党史著作对基本历史事实把握不太准，从而为质疑党史研究的科学性的人提供了口实，也不利于遏制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 事实上，研究是宣传的基础，宣传是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二者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明确的区别。党史研究要从学理层面研探党的历史。学理层面的研究，讲求的是真知与透悟，需要的是考证与思辨。这都要下真功夫、苦功夫。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个比宣传更为复杂的“技术活”。 以宣传代替研究的倾向还比较容易辨别，而以“个案研究”、“细节挖掘”等掩盖真正科学研究的倾向则有很强的隐蔽性、欺骗性。因为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等，确是历史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但是问题在于，个案研究法不等于“个案化”，历史考据法也不等于“细节化”、“碎片化”。真正的实证研究在于科学严谨的方法，而不在于挖出多少个案和细节；“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不等于“坐井观天”、“削足适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丰富多彩、气势恢宏的，既有党的不懈奋斗史，也有党的理论探索史，还有党的自身建设史，这些内容不是囿于几个个案、几处细节能够以偏概全的。 如果说“个案化”、“细节化”还只是研究方法不当之误的话，那么以此为幌子泛起历史虚无主义的沉渣，就是一种根本性的错误了。很多政治责任感薄弱的研究者，热衷于所谓“揭伤疤”式研究，借个案研究、细节考证之名，行歪曲、丑化党的历史之实，在一定范围内已经产生不良影响。这不仅使党史研究的党性全无，还使党史研究的科学性被这种伪“实证”、伪“科学”所掩盖。这对党史研究的危害更甚，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 构建党史研究自身的学理体系 有偏离学科范畴的倾向就说明党史研究的发展尚未达到完善的程度。事实上，党史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之间差距还很大。一个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一定要有自身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学理体系，这个学理体系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一是特定的研究对象或曰研究范围，二是特定的学术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同其他学科相比，党史研究从诞生到成型的时间较短，学术积淀相对较少，学理体系尚不成熟。党史研究未来的发展应着重于此。 首先，党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需要进一步聚焦与拓展。作为一个政党的历史、一种专门史，中共党史的研究不可能涵盖当代中国的一切历史内容，它只能关注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发展历程中所呈现的思想、政策和行为。这种思想、政策和行为必定是以中国共产党为历史主体的，而不是要对整个社会历史问题面面俱到。因此，党史研究的对象，应当进一步聚焦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关注它的思想、政策和行为以及它作为一个政党本身的建设发展历程。简言之，党史研究就是要“在党言党”。 当然，研究对象的聚焦并不等于故步自封；相反，只有根据时代发展不断拓展研究范围、调整研究重点，一个学科才有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和成长空间。党史研究要始终保持学术生命，就要随着党面临的形势与任务的变化以及党自身的变化不断拓展研究内容。比如，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之后，党的中心工作是发展经济，相应地，党史研究应将党领导的经济发展史研究作为重点方向。再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阶层的新分化，党的自身建设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更新变化的历史过程，这方面的研究也理应成为党史研究的重点。 其次，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应进一步学理化、系统化。学术理论和方法论体系能够将存在于同一学科门类中的不同范式、框架、方法和工具加以归纳、定义并相互联系起来，是从事某一学科的研究者群体共同遵从的价值规范和思维方式。形成具有本学科特色的学理体系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这恰恰是现在党史研究缺少的。目前，除极少数导向不正确的研究成果外，党史研究基本都能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但在具体研究操作上，并没有一套党史研究者共同遵守的、具有党史学科特色的学术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历史文献或档案资料的“朴素”叙述，抑或是从其他学科中搬来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新范式”。这类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称其为“研究”，是有很大疑问的，更不用说那些充斥着杜撰和“戏说”的作品了。 党史研究不是一门浅薄的学问，它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发展大计。正如胡乔木所说：“我们研究党史，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我们是为了对我们党的历史进行科学的、准确的叙述和解释，并用它来教育人民、教育青年、教育全党。”这个“叙述和解释”可是一门大学问。如何使我们的研究既能站稳政治立场，又能符合科学逻辑，很是考验研究功底。这种研究功底正是以学理化、系统化的学术理论和方法为支撑的。只有构建起党史研究自身的学理体系，改变过于精细、各自为战的无序状态，才能确保党史研究的领地不被其他学科所“蚕食”，才能确保党史研究的“真货”、“硬货”不断涌现。 党的历史在不断续写着辉煌，党史研究也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无知则学，非悟则问”。党史研究还有太多的“知”与“悟”需要我们去“学”和“问”。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