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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中国民族史研究走过了从艰辛起步到迅猛发展的历程，成果卓著。当前，如何进一步拓宽视野，在理论和方法上取得新的突破，推进中国民族史研究走向纵深，为新时期的民族工作提供更多智慧，是中国民族史研究者的当务之急。就此，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多学科协调并进 当代中国民族史研究不应仅满足于追寻民族发展的历史轨迹，还应探求民族发展的现实和未来。因此，需要从实际出发，以多学科的宽广视角展开研究。 中国民族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罗贤佑认为，中国民族史研究需要多学科协调并进。当今，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深化，离不开历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边疆学、地理学、考古学、宗教学、人口学等学科学者的参与。在中国民族史学框架构筑上实现飞跃，使中国民族史学成为一门交叉学科、综合学科，这既是学科发展的必然，也是时代的要求。 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能够给民族史的研究者许多启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正寅看来，应该吸收、借鉴这些理论和方法，通过对当地民族语文献的解读，对历史现象进行民族学、人类学的观察和提问，拓展民族史研究视野，在成果创新的同时取得理论和方法的创新。 重视非汉文历史资料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民族史新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成绩有目共睹。但整体而言，在这类史料的搜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等方面还有很大空间，仍存在投入薄弱、视野狭窄等问题。 在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非汉文历史资料尤其值得重视。罗贤佑提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存在着多样性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风貌，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满族等少数民族保留下来的历史文献相当丰富，是中华民族历史资料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在波斯文、阿拉伯文等域外文字书写的文献中，也留存着丰富而弥足珍贵的民族史史料。但直到目前，还有堪称浩瀚的史料亟须搜集、整理。在这方面，“处女地”随处可见。 以明代民族史研究为例，刘正寅表示，明朝在对外交流中，水路上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陆路上有陈诚等人的出使，与中亚内陆国家有密切的交流，这些交流都留下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多语种文献记录，这些文献记录是我们从事明史研究需要掌握的。所以，从事民族史研究的学者，如果不注意多种语言文献资料的应用，其研究将有一定的局限性。即便是汉文文献，如《史记》《汉书》《三国志》《元史》等有关周边民族的记载，也体现出多语种性，其中对少数民族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的记述，往往是对非汉语言的译写，如不具备多语言的知识，就无法准确理解这类史料的真实意义。 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副研究员和继全，是一位纳西族学者。他以自己从事东巴文文献的研究体会告诉记者，以往一些学者认为，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所记录的多是其本民族的材料，实际上其内容非常丰富。比如东巴文文献中，就包括了民族关系、宗教、文化传播等多方面的内容，应对这些文献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 聚焦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数千年来，各民族都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今天的中国民族史研究更需要从发展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开展。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徐杰舜告诉记者，目前中国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在于一些学者缺乏大视野、大眼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足，甚或出现了碎片化问题。他表示，不能只盯住某一少数民族的历史进行研究，否则就会令研究“兜圈子”而无法走向纵深；也不能将少数民族历史研究与汉族历史研究割裂开来。聚焦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才能准确把握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深化对中华民族历史和未来的认知。 刘正寅认为，在聚焦中华民族整体历史的同时，多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史研究，值得学者重视。中国历史研究不能局限于中原的视角、汉文化的视角，不能仅以汉语文献解释中国历史。民族语文献体现的多民族、多文化的视角与话语，需要从事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学者高度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