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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修辞学是一门属于城邦政治的技艺，关系到邦民德性的培养。修辞学的兴起与约于公元前5世纪开始的智者运动密不可分。在希腊各城邦中游走的智者们被认为是最擅长修辞的人。他们到处演说，以传授修辞术为业。这群人的形象在阿里斯托芬和柏拉图的笔下往往是负面的。柏拉图对修辞以及智者的批评不仅在当时产生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后人对修辞的印象。即使伊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从不同角度为修辞学做了辩护，但是直至近代，修辞学依然备受歧视。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表达了自己对修辞学的厌恶。他把修辞视为“地道的骗术”。 尽管修辞学的名声如此不济，但人们却始终无法忽视修辞问题。教育家、哲学家、政治家等都会把修辞作为重要问题来谈论。这些希腊先贤们，或对修辞学持批判态度，或对其有所推崇。无论他们持有什么样的态度，这些态度本身便是重视修辞的一种体现。 柏拉图对修辞多有批评 虽然对古希腊修辞的谈论总是离不开智者，但是“修辞”（rhetorikē）这一希腊文的使用却并非来自智者，而是始自柏拉图。柏拉图在修辞和哲学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修辞的，便意味着是虚假的、远离真知的；意味着是诉诸感情和欲望的，远离理性的。在柏拉图看来，修辞因为是对正义的拙劣模仿，所以根本算不上是一门技艺。 在柏拉图看来，擅长修辞的智者是哲学家的对立面：他们声称最有智慧，可以教人美德，却没有关于美德的知识；他们言语滔滔、辩才无碍，却不懂探求真知的辩证法；他们积极投身公共活动，目的却是通过迎合大众来谋取个人利益。柏拉图之所以会对智者展开猛烈攻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认为，智者对希腊城邦的生活堕落负有责任。 哲学家和智者都在城邦中扮演教育者的角色。他们都从事思想转化的工作，但却把思想带向不同的方向。在柏拉图的讲述里，哲学家通过辩证法的引导使人们转向真理的光亮，而智者则通过漂亮的言辞使人们沉浸于浅薄的快乐。智者教给青年人法庭辩论的技巧以及可以获得民众拥护的演说才能。尽管看起来智者的学生们能很快获得城邦生活中的影响力，但因为缺乏知识和德性，他们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柏拉图否认修辞的教育意义。《理想国》中，修辞没有被列入适用于统治者的教育计划。 在柏拉图对修辞的批评中，我们看到古希腊修辞与哲学、修辞与政治间的紧张关系。因为修辞根植于意见而不是知识，所以修辞与哲学之间常常出现冲突。因为修辞教给人们政治生活所需要的说服能力，所以对修辞的使用既可能给城邦共同体带来团结，也可能带来衰败和毁灭。在修辞、哲学和政治之间，教育是其中的关键问题。无论是个人的思想，还是城邦政治都有赖于教育。柏拉图对智者的排斥是对当时盛行的智者教育的质疑。在柏拉图看来，真正的教育者是哲学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