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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索克拉底为修辞辩护 与柏拉图几乎同时代的伊索克拉底从未使用过“修辞”一词，虽然他是修辞学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伊索克拉底重视常识，教授修辞，强调演说的重要性，而且向学生们收费。这些特点使得他看起来像是一位十足的智者。但是，他认为自己与那些兜售成功术的智者不同。在《驳智者》一书中，伊索克拉底努力与声名狼藉的智者划清界限。他把自己的工作称为哲学，并把这种“爱智”活动理解为教育。 教育使人具有理性能力，能够参与政治生活。虽然伊索克拉底对“智者”和“哲学家”的使用与柏拉图并不相同，但他们都从教育的角度出发，思考修辞与哲学和政治的关系。通过“关于语言的哲学活动”，伊索克拉底教导人们朝向实际生活中的善。在他看来，哲学与修辞是共存的，而不是对立的。 伊索克拉底也指责智者夸夸其谈，追求享乐，琐碎好斗。但是他对智者的态度并不像柏拉图那样苛刻和决绝。伊索克拉底一方面批评智者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对智者所用的修辞手法有一定程度的肯定。相较于柏拉图，伊索克拉底对待智者的态度是复杂的。他所做的工作是在智者、修辞家传统内部进行革新，所以他对修辞的批评是与为它辩护结合在一起的。 与柏拉图以理智的名义否认修辞的价值不同，伊索克拉底从实践立场出发，肯定修辞对于政治生活的必要性。修辞的这种必要性，来自它在政治实践和德性培养中的有用性。无论在稳定城邦事务方面，还是在培养邦民德性方面，修辞的力量都是巨大的。人们通过言辞来获得对事物的理解，同时通过言辞使自己被理解。在修辞中，人们学会谦逊和审慎。而这些，正是政治生活所需要的品质。伊索克拉底认为，修辞本身并没有害处，对修辞的错误使用才是有害的。 事实上，修辞不仅能够导向真理，还能够帮助正派品格的养成。在伊索克拉底看来，能够培养德性的修辞教育不是那些关于琐碎事务的法庭诉讼，而是关于崇高事物的政治演说。在写作和教育实践中，伊索克拉底一直试图挽回修辞的名誉。他用哲学，而不用修辞之名，正是为了摒弃修辞旧有的负面形象，给予修辞德性教育的正面功能。 亚里士多德建立修辞学 同样强调修辞学在德性教育上的正面价值的，还有亚里士多德。在对待修辞的态度上，亚里士多德既继承了柏拉图和伊索克拉底的观点，又对两者的观点有所批评和反思。一方面，他像柏拉图那样批评智者的修辞实践，像伊索克拉底那样对修辞的功用作出积极评价；另一方面，他对柏拉图的修辞定义不满，对伊索克拉底的修辞教育方式也颇有微词。与伊索克拉底不同，亚里士多德没有回避对“修辞”一词的使用，反而通过对修辞的科学研究，确立了修辞学的学科地位。他的《修辞学》是西欧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修辞学的著作。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科体系里，修辞学隶属于政治学。修辞学的实践特质、修辞学对象的多变性和复杂性，都使得它与政治学非常接近。和伊索克拉底一样，亚里士多德努力把修辞学从过去主要用于私人事务的法庭诉讼中拯救出来，让其更多地服务于公共政治领域。在《修辞学》里，与政治活动直接相关的审议式演说，在三种演说类型中被列在第一位。 城邦生活对修辞的需要，不会因为修辞不属于柏拉图所追求的理智活动而消失。在适用于数学的必然性原则之外，还有适用于政治和修辞的或然性原则。通过对精确科学与不精确科学的区分，亚里士多德为修辞和政治安排了属于他们的位置，并根据修辞的特点，确立了修辞学自身的逻辑规则。这种在政治视野下的修辞学考察，使得修辞在实践领域获得了合法地位。 虽然和伊索克拉底一样重视实践与经验，但是，亚里士多德对修辞的政治意义的思考主要不是从实用性出发，而是从对人性的认识出发。认为人天生趋向政治生活，而使人具有政治生活能力的，便是语言。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人有语言。通过语言的传达，人学会辨认善恶美丑，判断正义与否，而这些正是维系城邦共同体的前提。 修辞与政治的关系源自人的本性，修辞对人的影响依赖思想结构。演说者和听众的思想类型都会对说服活动产生影响。演说者的德性是让人信服的重要条件，而没有对听众情感的洞悉，说服也难以成功。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情感直接关系着德性的养成。对良好情感的培养是德性教育的重要内容。修辞不仅可以参与到德性教育之中，而且对演说者品格的重视，意味着修辞自身蕴含着德性的要求。 如果说，伊索克拉底以“哲学”的名义来谈论他的修辞教育，那么，亚里士多德则真正把修辞归入哲学家所从事的德性教育工作。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捍卫了他的老师柏拉图把哲学家视为城邦教育者的观点。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