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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浙商、徽商……这些地方性商帮曾在中国经济史上留下了许多艰苦创业、锐意创新的传奇故事。改革开放后，新时期的区域商人群体又迅速涌现，例如新浙商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创新时代的精神象征。区域商人群体作为一种重要的商业史现象，与区域文化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商人群体及其相关内容研究在区域商业史研究中居何种地位？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区域文化对商业发展又起到怎样的作用？为探讨这些问题，从中发现文化建设和学术研究新的增长点，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区域文化塑造独特商业气质 区域文化环境是区域经济的母体，对特定地区经济形态的成型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浙江工商大学教授、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表示，区域文化经过长时间浸润后，便以相当顽强的定势，久远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由于区域文化具有很强的继承性和传播性，它往往能够在特定的时代使人的内在禀赋得到充分显现，从而在商业社会里，形成不同的经济组织形态和商人群体类型。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陕西省秦商研究会常务理事张萍认为，区域文化与商业繁荣的内在关系应从地缘优势、生存条件和文化观念三个方面来理解。她说，地缘优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区域市场的性质与规模。例如，明清时期山陕商人的兴起，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借助了明代“九边”军事供给的地缘优势。生存条件也是影响区域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明清时期内陆商帮多数出现在土地贫瘠、生存压力大的区域，如晋商、徽商等。地方崇商观念也直接影响着商业的发展，并形成独有的商业气质。如晋商与徽商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山西地方风俗向往经商，而清代徽商则一般是“先儒后贾”。 区域商业史研究对象多样 区域商人群体研究在区域商业史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张萍表示，商人群体研究除了重点了解其生长文化土壤之外，还应关注商人群体长盛不衰的机制，商人群体内在联系的纽带，以及他们的经营范围、商品种类、交易习惯等。 在区域商业史研究中，区域划分比商人群体的划分边界更为清晰。张萍说，区域商人群体是流动的，他们因经营品种的不同，商业链也有差异，因此区域商人群体的研究没有一个十分固定的地理单元。但区域商业史研究是有固定的区域界线的，如明清陕西商业史、汉唐巴蜀商业史等。除此之外，商业市场、区域商品资源的开发情况、商贸中介组织和跨区域交流机制等也值得深入研究。这些研究的目的在于考察历史时期区域商业发展各种内外影响因素，总结区域商业发展的历史规律，为今天区域商业发展提供借鉴，帮助今天的区域商业发挥特色优势，走向繁荣与可持续发展。 区域商业史研究可从多种历史建筑入手。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唐凌表示，会馆是古代中国商业的核心要素，是商业共同体发展水平的标志。区域商业史的研究，应当以会馆为中心，旁及码头、骑楼、戏台、庙宇等其他重要的古代商业标志性建筑，全面考察区域商业活动的历史过程与空间结构。 促进商业社会 保持文化传承 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是在中国古代相对封闭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区域文化对商业活动的传统作用已经并正在发生明显变化。杨轶清表示，中国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文化与经济两种要素的流动和融合广泛而深入，商业发达的各区域间的文化差异也变得相对模糊，这一切都导致地方传统文化所包含的价值观和文化载体对当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塑造力和影响力减弱。在此背景下，历史上因为区域文化差异而产生的不同地域性商帮文化和后继的商人群体，其内涵和形态差异会呈现逐步缩小的趋势。 即便如此，特色区域文化仍有保留的必要与可能。杨轶清表示，由于地理空间的非均质性与社会结构的多层次性，不同地域性商帮文化不可能完全融合，其边界也不会彻底消失。并且，地方政府基于文化认同和行政范围而作出的商人群体的地域性划分，也是保持商人群体地域识别系统的重要因素。他说，保持商人群体的形象识别及其内涵的地域性差异，是商业社会保持文化传承和经济活动生命力的重要基础。 对区域商业史的研究要观照全局，把商业现象放到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运动的整体过程中去理解。唐凌表示，中国在南宋时期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这直接推动了南方各省商业的兴盛。此外，中国古代地方性商帮多兴起于明清时期，这与封建社会晚期的移民运动息息相关。当时，人口与土地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大量内地人口外出谋生甚至迁徙到边疆地区，移民带去的先进技术与生产经验提高了当地的劳动生产率，并且促进了区域间的经济交流。从世界史角度来看，地理大发现以后，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加强，这也是区域商业史研究不可忽视的大背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