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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和“社会记忆”相继出台 哈布瓦赫之后，英国学者弗兰西斯·耶茨出版了《记忆术》（又译《记忆的艺术》）（1966）一书。该书在记忆理论发展史上承前启后，详细梳理了西方古老记忆术发展历程，对理解“集体记忆”理论及其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耶茨简明扼要地指出了“场景”和“图像”对记忆的形成与储存的重要意义，不仅有助于理解哈布瓦赫的“记忆形象”、“记忆的社会框架”等概念，也有助于认识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扬·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理论。 “文化记忆”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艺术家阿拜·瓦尔堡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90年代，扬·阿斯曼夫妇对这一概念予以充分阐述。他们明显受到耶茨的记忆术“图像”等文化标识储存绵延记忆的启发，“文化记忆”是“机构化的记忆术”。它以“文化科学为研究的对象”，与“交流记忆”相对应，是指通过文化符号、文本、仪式和纪念性建筑等储存和传递的记忆。 这一理论的提出对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其概念明晰易懂，被学界广泛使用。但其问题也比较明显，一是存在着把一切文化泛化为记忆的倾向，文化作为记忆的载体，同时也是各个时代的智慧的创造，不能等而视之；二是尽管作为集体记忆理论的细化，“文化记忆”仍在文本和档案等方面与历史记忆纠缠不清，造成新的概念困扰。由于它本质上是一种记忆术，并不关注记忆在文本形成中的作用，因而在历史研究领域的运用空间相当有限。 后来，韦策尔等人进一步提出“社会记忆”这一概念，来指称人们无意识地“制作历史”的日常实践，试图与文化记忆区别开来。这不仅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反而造成了概念的进一步纷扰，因为文化记忆有时也被称作社会记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