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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类学”一词是从西方引入的，其历史大概有如下脉络可寻：年鉴学派的应用，1980年代后萨林斯的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类学讨论。将其应用到中国社会研究中，应该可以归功于萧凤霞教授。但是，正如萧教授常常提醒的那样，这也是出于她与研究华南地区的历史学者多年的合作经验。所以，在这一取向上，历史学的研究，则有赖于刘志伟、郑振满、陈春声、赵世瑜、丁荷生、蔡志祥、科大卫等学者的倡导与多年耕耘。 他们的研究从华南乡村社会发展入手，渐渐走向华北和西南，后来又扩展至东南亚和东北亚甚至非洲。从对赋税制度、宗族组织的扎根乡土的探讨，到对长城、运河、军户、族群等问题的比较研究，他们的脚步和视野，早已超越华南地区。刘志伟的《在历史中寻找中国》以问答的形式简要地说明了他们的研究取向和方法。他们的关注点也非常多元，但是共通于注重田野与文献的结合，希望可以自下而上地书写中国历史。这些学者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开创者，而把成就归功于他们的师辈：梁方仲、傅衣凌、华德英、施坚雅等。但是他们在研究中国历史的领域提出了新问题，即国家、地方、宗教、礼仪等及其间的种种关系，这种研究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科大卫在《告别华南研究》中说，20世纪70年代后，他们开始应用弗里德曼的宗族和施坚雅的市场概念来探讨农村社会，从一个思想的架构转移到另一个思想的架构。那个时期他们感兴趣的是中国农民怎样去创造历史。郑振满在《文化、历史与国家》的访问中清楚地阐述了他们的假设，“我们一直在追求对珠江三角洲、潮州地区、莆田地区（后来把福州地区纳入）的社会文化特征及其历史过程的比较研究，……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的文化建构，形塑了后面的社会形貌，所以比较现在的区域社会文化差异，实际上回答的是历史的问题。” 萧凤霞在回顾她的治学之路的时候，说他们通过跑田野来了解更广阔的语境，而历史文献和社会文化志的文本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被构建，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得以接触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的主体。他们提倡的是研究者需要对社会的辩证的结构过程（structuring）培养敏锐的触觉。田野调查所碰到的情况，往往不是现成的架构，而是“永远在变，具有能动性的人类主体带着各自的经济利益、政治谋虑和文化创造力，不断地重塑、叙述和诠释社会生活”。 这些学者的研究跟他们的时代是分不开的。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学者，他们既有传统中国制度史的训练素养，又借鉴了西方理论与研究。他们致力于追问的自下而上的中国历史，并非是一时一地的地方史，而是在中国不同形态的地方社会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理解中国的年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