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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生活背景与这代学者的思想成长时期已很不同，怎样可以将历史人类学的工作承接下去是后继学者思考的问题。多年前，张小也曾提出历史人类学可以走多远的问题。面对的新问题很多，首先是“田野”的迅速消失与改变。科大卫80年代初在香港新界进行田野考察，其后出版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笔者现在所处的新界，已经是一个高楼大厦矗立的新区。一直到80年代，虽然香港历经百余年的城市发展，乡村聚落仍然保留了基本格局。科教授在那个年代，仍可以触摸到农村社会的结构。但是，当公路逐步完善，老旧的建筑连地基都铲除，城市的架构慢慢渗透乡村的环境，乡村消失了。保留下来的作为文化遗产的乡村，往往与它原有的生活切断了相通气息。 新材料的发现，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是一件幸事，但同时也带来焦虑。在乡村研究中，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普通人的声音往往难以见诸馆藏史料，或者，他们根本就是没有文字记录的人。所以，对于具体区域和人群的研究，往往需要深入当地，从搜集材料开始。我们对于某一个地方的了解，就像拼图一样，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走访中丰满和丰富的。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和解读文献，史料和其诞生与存续的历史现场结合在一起。培养在田野中解读史料的功力、体悟和敏感度，正是历史人类学的特色和魅力。但是，随着地方资料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大批文献被发现与入藏，地方资料从其所在地抽离出来，我们该如何应对？当一个地点有成千上万件的文献涌现时，又能让我们思考什么新的问题？ 笔者相信，我们这一辈研究者与师辈相比最大的分野就是历史人类学的理念得到了越来越多同行的认同。我有一张1980年代拍摄的照片，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正在珠江三角洲做田野调查。他们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踏入学术成长的阶段，还有机会在农村接触到较少受到现代交通、金融、通信、繁华所影响的纯朴社会。一些老师有农村长期生活的经验。在1980年代，他们还可以访问1900年前后出生的老人。那个时候，大家还没有提到“历史人类学”这个名词，只是对亲眼所见的历史遗迹提出问题、猜想和理解架构。田野调查可以提供对思想的冲击，由于时间的残酷差异，注定了我们与他们的不同。 我们需要把研究的关注点往后移动。我们的师辈在年轻时可以见到的历史社会已经过去了，但我们现在可以亲眼看到的历史社会，在几十年之内同样也会成为过去。我们这一代走上历史人类学研究之路的人，眼光向下，路带到哪里，就要走到哪里。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还有待拓展。物质文化、日常生活、性别与家庭，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社会转变，都是需要探讨的题目。田野与文献的结合，也是实用的研究方法。 历史人类学是一群人的兴趣、思想、行为、互动、礼仪、认同，以及口述和文字记录创造出来的一个历史现象。每一代历史人类学学者有他们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关怀，他们之间对问题的讨论架构成为他们的话语交流和学术传承。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