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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解读】 旅行与“大旅行” 18世纪的英国文坛盛产游记。我们今天说得出名字的作家，丹尼尔·笛福、亨利·菲尔丁、托比亚斯·斯摩莱特、劳伦斯·斯特恩等，似乎人人爱好外出旅行，个个名下有游记出版。就连大半生安坐书斋埋首阅读著述、故而有“椅子旅行家”之称的约翰逊博士，晚年也不甘寂寞，留下了有思想有才情的《苏格兰西部诸岛纪游》。 18世纪的游记热，美国文学史家保罗·福塞尔认为是经验主义哲学被英国社会广泛接受的一个标志。1690年，约翰·洛克发表《人类理智论》。洛克批驳“天赋观念说”，提出“心灵白板说”，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起始于我们的感官对外界的印象，来源于经验。根据洛克的认识论，旅行途中，人们游历陌生的地理环境，观摩历史遗迹，不知不觉增长见闻、开拓眼界，因此，览胜之行等于求知之旅。旅行归来，文人们以文学形式记载自然风光对心灵的陶冶，回顾人文景物如何涵养心智、激发幽思，则是将外部印象和内在自省加以综合，由感性体验上升到理性求索了。由此观之，旅游与写作相结合的整个过程，是作家们自觉对经验主义认识论的践行，这也是理性主义时代个人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福塞尔的立论和推理，逻辑上立得住。其中的道理，看起来与中国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相通。 不过，说到旅行的致知和教育功能，18世纪的英国有一种专以游学为目的的旅行模式，史称“大旅行”（grand tour）。它兴起于17世纪王政复辟时期。家境富裕的贵族和士绅子弟从牛津或剑桥大学毕业之际，通常要赴欧陆周游一番，一来亲身体验西方古典文化和文艺复兴文化发祥地的魅力，学习语言、艺术、建筑、地理，二来与欧陆的上流社会往来交际——毕竟，巴黎直到18世纪晚期仍是欧洲品味之都，学习优雅言行、高贵举止，这里是理想所在。青年们的游历短则数月，长则三五年。这一习俗延续了一百多年。到19世纪40年代，随着蒸汽机车出现、铁路网延伸，旅游因简便易行而平民化、大众化，作为少数人的特权享受的“大旅行”方逐渐衰微。 英国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在《共同的习俗》一书中写道：18世纪，“围绕土地存在的文化裂隙”构成英国上层和下层民众之间明确的区分；“统治阶级对社会实施控制，第一阵地是文化领导权，其次才体现在经济力量或其他力量上”。在这百年间，“大旅行”虽然是一种专属少数权贵的习俗，但它对英国艺术趣味和文化观念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它起始于一个慕古时代；最终，旅行者的脚步带来了趣味反叛与文化转折。 “大旅行”：观念和习俗 早在15世纪中叶，受旅居英国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影响，英国贵族中便出现了前往意大利学习人文主义新文化的群体。都铎王朝开启，中世纪的骑士教育理想转型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绅士教育理想，是将游历欧洲大陆树立为贵族培养的一个必要步骤的关键力量。当时人们认为，完美的绅士，不仅应当拥有健康的体魄，能够在战争时期为国效力，也应该学识渊博，在和平时代能够处理国事或地方政务，而且还应该明智通达、举止优雅，日常受人信任，赢得尊敬。一位耳目闭塞、对新知识新思想一窍不通，除了父亲的佃农和教区牧师外谁都没见过的乡村贵族青年，若没有一场远行游学来补救，怎么能够拥有一名绅士所必需的文明教养呢？ 需求有了，说走就走。17世纪，旅行指南书的流行、导游行业的产生和旅游业的发展，为欧陆旅行提供了一条成熟完备的服务链，于是，青年学子们的欧陆之行得以形成一套相对固定的规范和形式，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的“大旅行”。 “大旅行”一词最早见于理查德·拉塞尔斯所著的《意大利游记》（1670）。拉塞尔斯是一位天主教神父，他在多个贵族家庭担任过家庭教师，一生访问过意大利5次。这部集旅行指南和旅行-教育学阐述于一身的著作，是他凭借自己的教育经验和对欧陆之旅的观察思考写成的。在书中，拉塞尔斯一方面记述他在意大利的旅行经历和见闻，另一方面从政治才学、文化素质、道德修养和社会认知四方面的修习出发力陈“大旅行”的益处。此书令人信服的论述和强大的实用性，使它在英国风靡一时，“大旅行”观念在英国社会也就尽人皆知了。 “大旅行”的起点一般设在英国多佛。旅客在此坐船横渡英吉利海峡，经法国加莱到巴黎。从巴黎开始，他们或翻越阿尔卑斯山，或乘船穿越地中海前往意大利。如果走陆路，都灵将是第一个重要站点，下一站是罗马或威尼斯。就游览地而言，巴黎、罗马、威尼斯三个城市头等重要，其次是佛罗伦萨、那不勒斯。1738年和1748年，埃科拉诺遗址和庞贝古城先后被发现，这两地旋即也加入旅行者的重要目的地名单。 在较小的城镇，青年们通常会待上几周；在三大核心城市，他们则可能分别住上几个月。为防止途中遭遇劫匪，他们随身不会带很多钱。出发前，他们从伦敦的银行开出信用证，抵达欧陆后到本地银行兑换现金。由于旅途漫长、花费巨大，而且消费统统发生在英国国境之外，一些英国政治家是反对“大旅行”传统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