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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旅行”与慕古潮 当然，反对的声音并不足以阻断旅欧的人潮。18世纪初，英西战争断断续续打了11年，18世纪中叶，英法爆发七年战争，这也仅仅是使启程旅行的游客暂时减少了。战争结束，“大旅行”人数立即报复性反弹。 虽然随着旅行队伍壮大，伺机避开父母监管、到异国寻欢作乐花天酒地的青年人渐多，给“大旅行”招来一些批评和怀疑，但是，“大旅行”的实际功效不容小觑。对于有志于向“面对世界的绅士”这一目标看齐的英国青年而言，脱离熟悉环境、在异域生活，有助于培养独立人格、成年人的稳重、对家庭名誉的责任心；探索远方、开拓心智，在自然和艺术海洋中修炼情怀和美感，这对他们归国后挑起家族重任也是重要的准备。 “大旅行”结束，青年才俊们也不白白培养自己的审美趣味，踏上归途时，他们并不两手空空。对此，罗伊·珀特在《18世纪的英国社会》中半带揶揄地描述道：“在上流社会，参加‘大旅行’的英国老爷们从欧洲大陆奋力搜刮古代大师的艺术珍品（真品、赝品或经修补完善的作品），顺便捎带一两个艺术家回家，一有机会就破土动工，盖房子、搞装修。” 18世纪，意大利帕拉第奥式建筑在伦敦纷纷拔地而起，文人们争相模仿古罗马时代的诗体和文风，这并非偶然。此时的英国，国力蒸蒸日上。英西战争和英法七年战争均以英方胜利而告终，英国人信心满满、昂扬四顾。他们郑重其事自比“奥古斯都人”，自称生活于“奥古斯都时代”；他们不远万里前往李维、贺拉斯的家乡朝圣；他们推崇古典文学的道德模式、赞美古典艺术中由理智驾驭的秩序，所有这一切，指向同一个愿景：他们欲在功业上媲美恺撒，在不列颠重现古代经典所封存的盛世。 “大旅行”与文化新篇章 然而，1789年，“大旅行”者追寻古典文化和古典美的脚步，终被法国大革命的隆隆枪炮声止住。从1790年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不列颠通往欧陆的航线一中断就是25年之久。英吉利海峡被封锁，外国去不了，怎么办？ 向往远方的人们有两个替代方案：或者转而北上，去探访神秘的苏格兰边地；或者沉浸于哥特小说家霍拉斯·沃尔波尔和安·拉德克利夫的作品，魂游他们为之痴迷的巴黎或意大利。 这并不是说笑。在传统“大旅行”线路休眠的25年里，苏格兰高地是“大旅行”的实际替代品，哥特小说则是“大旅行”的想象替代物。1746年，卡洛登战役一举驱散笼罩于苏格兰上空多年的分裂阴云，使苏格兰从此稳稳归于汉诺威王朝治下。苏格兰的雾霭、瀑布和群山，古凯尔特游吟诗人芬格尔和莪相父子的诗作和传说，向好奇的英国人发出了召唤。苏格兰高地贫瘠、地势险恶，常常终日暴风骤雨，给人苍凉、凄苦、不祥之感。它的魅力，具有一种令人畏惧的特质，与恬静柔和、温暖明媚、富庶安宁的地中海田园景观截然两样。 与此同时，哥特小说家们为心心念念惦记着巴黎和意大利风光的英国人创造了一个想象的异域世界。哥特小说《奥特朗托堡》《尤道弗的秘密》《意大利人》，背景惊悚怪异，故事离奇且扣人心弦，它们带领读者投身精神历险，给予他们一种前所未有的战栗而愉快的体验。 苏格兰高地和哥特小说所营造的世界均以神秘、阴郁、传奇色彩取胜，在观者和读者心中激发起危险感和敬畏感，掀起一种混合着愉悦和痛苦的复杂心情。也就是说，新一代英国旅行家——不管是实景游客还是文学幻境的游览者，正在碰触一种新鲜趣味和别样的美。 柏克为这种新趣味做出了英国特色的经验主义解释：美的鉴赏并非基于理性的判断，它来自生理和心理反应。欣赏者站在安全距离感受到恐怖、惊悚，痛感因为自我安全转化为快感，这就是“令人愉快的恐怖”，就是崇高之美。 对崇高景象的体验，是新时代新人类对自然、对自我的重新发现。 回想一下，18世纪初的“大旅行”前辈，他们跋山涉水，寻觅的是什么？是“普遍的自然”“幸福的乡村”，是师从古代范例、严守理性规则、遵照绝对和统一标准的艺术趣味，是古典主义的理想美以及无所不在的道德教益。而世纪末的旅行者，他们看到的自然是有生命的自然，是席勒所说的“自顾自生存着、遵循着自己的永恒定律”的自然。他们发现了新的真理，也就是后来华兹华斯吟咏的：宇宙的智慧与精神！/……你从不凭借粗陋而平庸的人类之作，/而是靠崇高的事物，靠永存的客体——/靠生命和自然，用如此手段/净化情感和思想的浊雨迷风，/让痛苦和恐惧变得圣洁，/直至我们在人心的跳动中发现一个宏伟壮丽的含义。 这是一次不动声色的精神解放：旅行者们摆脱古典律法的拘束，奔向更广阔和更鲜活的世界，带来了感受和趣味的历史转折，它就是后世称为“浪漫主义”的新篇章。 （作者：萧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