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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文学科到社会科学 从法国汉学到美国中国学，是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国学包含汉学，又广于汉学，它涵盖了汉学和现当代中国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因此，从法国汉学到美国中国学，实际上是中国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的过程，也是中国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不断创新的过程。这个转变不仅意味着西方世界中国研究空间格局的重组与裂变，更重要的是它内含着西方世界中国研究的典范转移。 汉学时代的中国研究，大都以研究古典文化为主，讲究典籍的校勘、考据与注释功夫。在这个过程中留下的许多天才著作，如马伯乐的《古代中国》、葛兰言的《中国人的宗教》、伯希和的《甘肃中世纪藏书》和沙畹的《史记》等，都被长久地奉为西方世界中国研究的经典之作。那个时代的汉学大家，虽然取径和风格各异，擅长的研究领域也很不相同，但都更多地注重中国古典人文传统，基本上均以中国历史语言学、古典宗教、哲学和艺术为研究领域，以学问的精深为追求目标，恪守以文献学功夫为基础的汉学家法，并以精湛的造诣在世界汉学央上铸就了各自的辉煌。 然而，以研究古典文化为主的汉学研究取向因为无法回应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中国近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迁，从20世纪初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这种质疑直接导致汉学研究重心的转移，现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逐渐成为西方世界中国研究的“热点”，一批关注现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机构开始建立起来，其中尤以美国、日本和苏联最为明显。 与比较注重中国古典文化研究的欧洲汉学有所不同，美国、日本、苏联的中国研究不再局限于古典文化，研究领域广涉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众多方面，虽然不能说他们已放弃对中国历史、文献、语言的探索，但从总体上说，他们更多地关注20世纪中国社会与文化领域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与研究重心的转移相适应，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也不再拘泥于考据、注经式的微观研究，开始广泛地借鉴和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别开生面的研究，并取得了大量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受这种学术思潮和学术趋势的牵引，传统汉学的重镇——欧洲的中国研究也开始发生显而易见的转向。柏思德在回顾欧洲汉学这段历史时说：“欧洲的当代中国研究并不是从传统汉学中自然发展而来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古典研究仍然占据欧洲汉学的主导地位，很少有人关注现当代中国研究。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大学的汉学院系和研究所才开始设置现当代中国研究教职。如今，当代中国研究的力量越来越强，许多大学的古典研究则处于守势。”在这种背景下，即使那些坚持拒用中国学这个名称的学者，也不得不重新界定汉学的内涵。荷兰学者卡雷尔·范德莱乌就曾对汉学进行重新定义：“汉学或曰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是一个奇特的领域。它开始是作为关于汉语和中国文学的研究，后来扩展为关于凡是与中国有关的事情的研究：国家自然地理、经济、历史、政治结构、哲学、科学以及文学等等。”由此可见，重新定义后的汉学与中国学已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