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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以“富民社会”说为视角，进行如明清赋役改革、宋代民间借贷等角度的研究，就某种程度而言，该学说已经开始被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进行尝试。 葛金芳和赵轶峰的学说名称相近，但出发点却不相同。 葛金芳从经济史角度，对11—20世纪的江南社会经济作长时段考察。他认为，该地区自宋迈入农商社会，其前身为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之上的古代农业社会，农商社会的发展前景应为现代工商业社会。即农商社会是处在古代农业文明和现代工商业文明之间的一个历史阶段。那么，这个阶段最重要的特征是商品经济的再度盛行及其对自然经济的瓦解，而这又是在农村基本的生产方式（小农经营和租佃经济）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前提下发生的变化，于是形成农商并重这样一种与以往不同的世相。葛金芳通过考察江南社会的发展，认为从商品性农业的成长，市镇网络的形成，早期工业化进程的启动，经济开放度因市场的扩展而提高，以及交换手段（纸币和白银）、商业信用、包买商和雇佣劳动等新经济因素的成长等角度概括出江南农商社会的五大特征。他认为，江南农商社会形成于宋元、成熟于明清，自晚清以后发生调整和分化。历史中国宏观经济盛衰变化的长波受到生态、战乱和制度这三个要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尤以制度要素最为重要。原在海外贸易的拉动之下，东南沿海地区自宋元至明初已见开放型市场经济的雏形，却因明清专制集权政府闭关锁国政策之打击而步履蹒跚，终在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之后落后于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之世界演进大势。 葛金芳进而提出，江南区域经济近千年变迁轨迹表明，经济现代化历程是先从市场化发轫，再发展到工业化、城市化，即由商业革命引发工业革命，从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他认为，这是中国经验，也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普遍经验。 而赵轶峰则倾向于将中国看作大的社会共同体，更加注重制度层面的考察。 赵轶峰认为，任何一个社会体系都具有自己的组织方式、运作机制和体系功能。逻辑上说，一个社会体系如果有独特的文化基础，它就会包含特殊的潜在可能性，在具备某些条件的情况下，某些潜力可能充分展开，形成自己特殊的变动趋势。明代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家体系，而且是一个文化、文明体系，所以，它的演变具有自己的逻辑。也就是说，由于中国在文化与文明传统意义上是自成体系的，它的历史演变趋势中也就含有与其他社会体系不同的可能性。因而，考察明代历史是否具有这种“自律”的性质，可以成为历届明代乃至帝制时代后期中国历史基本演变倾向的一个有意义的思路。中国史学界长期运用资本主义发生学障碍思想模式来分析明清中国历史演变的基本趋势，这其实是一种把明清史当作“变态”来看待的方法，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在讨论这种思想模式多方面的问题之后，从“正常”的视点出发，他指出明代中国正在发生7种历史性的转变，即卷入全球性大变迁之中，市场经济空前繁荣，社会分层体系简单化，市民文化活跃，人口爆炸，货币财政体制形成，儒学社会化。其趋势是演变成为一种帝制农商社会，这一历程以独特而又合乎逻辑的方式展现了人类社会转变的一种非西方模式。 因而，赵轶峰认为，古代中国是一个农商为本的帝制社会。它在国家体系方面的基本特征是：在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新框架内，保持着皇帝—官僚制度和残余形态的贵族制度，帝制国家体系与农商经济发展形成了一种共生并荣的状态。直到19世纪末，还没有任何其他公共权力类型取代这种传统类型的迹象。所以，无论经济领域发生了什么，其可能的前景都要在存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制体系这个背景下来分析。 赵轶峰认为，中国帝制农商社会中与现代社会性质类似甚至相同的因素总体上在增多，直到清朝中期，还在这样渐变的途中。如果没有后来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中国会在农商文本的帝制社会道路上继续缓慢演变，它前面有资本权力膨胀、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市民阶层扩大、社会自由扩大、乡村被城市吸附和支配的很直接的前景，但没有代议民主制的前景。发生工业化的可能性如果存在，也非常遥远，那需要巨大的市场需求和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如此，说明清时代的中国历史是停滞的，不符合事实；说明清时代的中国在走向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明清时代的中国，在帝制框架的前提下，在向农商为基础的商业化社会渐渐演变。他认为，无论如何从中国传统社会中看不出直接的资本主义前景，却能看到以上帝制农商社会的概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