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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即子学 古人揭橥“六经皆史”的命题，是对经与史的知识本质存在某种程度的一致性的体认，即经的“理事相即”的特质中有记载“事实”的层面，这与历史的性质相通。然如前所论，“前六经”为记事，孔子以“取义”原则所经典化的六经则在明理，故发明义理才是六经之学的主旨，这与史学的记事旨趣相异，而与子学“眇尽理事”的性质相通。所以，从知识的本质言，经学更接近于子学而非史学，因经与子、经学与子学皆以义理为主而事实次之。基于此，我们尝试提出“”的命题，这是对经子之学的同质性及其相互间的互动与缘在的关系的体认，也是对学术史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六经皆史”观点的修正。 在此，我们需要厘清“经书”与“经学”两个概念与范畴。章学诚说，因传而有经之名，经传之名起于孔门弟子。“前六经”是六经的原始文本或原始学术形态，其时既无解“前六经”之“传”，故未有与之相对的“经”，“经”是孔门弟子为六经作传而开始出现的，则经书专指六经而言，如“前六经”不必称“经”，先秦儒家的传记也不得称“经”，汉以降的经学也不可称“经”。经书与经学是本与末、源与流的关系，经书规范了经学的性质和范畴，经学使用和阐释的一切语言、概念和命题皆遵循经书所确定的意向性逻辑而发展的。经学既非经书，如从广义的诸子概念而言（“博明万事为子”），则经学实为子学，经学家可称“经学诸子”。然而，中古学术思想史表现出把经书与经学相混同的现象，《隋书·经籍志》以降的目录书皆反映了这一点。这种现象是与中古时期出现的“改子为经”运动相应的，如唐初编《五经正义》选《礼记》《左传》而弃《仪礼》《春秋》，即是典型地以经学为经书，宋儒升格“四子书”亦然。这即是章学诚说的，“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乃僭名乱实之事，而龚自珍亦作《六经正名》一文以修正这一名实相混的现象。 当然，“改子为经”的运动体现了儒学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十三经”系统即是通过升格儒家类子书为经而来的。如果我们承认“十三经”的合理性，我们也理应承认，历史上除了升格儒书为经外，还有升格道家、佛家典籍为经者。阚泽说，汉景帝“以《黄子》《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黄老之书升格为经在汉武帝尊六经之前。后来，魏晋以易老庄为“三玄”，是以老庄之书为经。佛书的翻译中，译者也将记载佛家基本教义的典籍称为经。这些表明，一方面，子书始终隐含着一种升格为经书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从正名的角度言，经书仅指六经，子书之升格只是名义上的，其本质仍为子书，则研究此等学问者，犹是子学而已。如宋明升格“四书”为经，研究“四书”者在名义上为经学，而本质上则是子学中的儒学。在此意义上，我们说“”。 要而言之，“”命题的内涵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其一，经传是相对之名，既然周秦已有六经，先秦儒家的传记，如《春秋》“三传”“四书”和上博简《孔子诗论》等，既是儒学，也是解经之作，与汉儒的经学相类。故所谓的“儒学”与“经学”只是名称的不同，二者在知识性质上则是相通的。宋儒升格《大学》《中庸》和《孟子》等子书为经，并在目录书的经部增列“四书类”，研究此三书的著述也由之前的子部之儒学转变为经学。这不过是部类名分的改变，其知识的本质还是与子学一样，同属义理之哲学。故经学也即子学。其二，经学与子学的知识本质相通。“博明万事为子”的子学是洞明物事与道理的学问，通过透彻地理解自然界万事万物的现象存在和表现形式，直探绝对的、终极的形上本体。经学的性质也如此，既有对本体论的追求，也有对现象世界的探索，故经与子的知识本质皆以义理为主，历史的事实只是其中的次要成分。我们可用“眇尽事理”来定义其经学与子学的知识本质。其三，如《四库全书总目》说：“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上文已说明，经学不与六经等同，故除六经之外，儒家传记和经学等，皆属立说之子书。广义地说，能自成一家言而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著书立说者，皆可称之为子，其书为子书，其学为子学。经学虽是研究经文的学问，却是与经文有别的一家之言，与诸子的创立学说之宗旨相同，故应属子学范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