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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廉亚明之前，我就已经把第一个要问的问题想好了：这位来自德国的汉学家、伯恩大学的教授，研究方向是中国元明两代与中亚、西亚的交流。一个欧洲人，钟情于中国与中亚西亚的关系史，这种从欧亚大陆一端眺望中部与另一端的独特视角，背后必然有着某些特殊的情结，或者戏剧化的契机。 而当我兴致勃勃地提出这个问题时，他非常诚恳地回答：“没有（什么契机），年轻的时候就是想学汉学。” 反复追问下，他试着给我仔细讲来：从德国的角度看去，中国就是离他们“最远”的古老文明，这种距离感产生的兴趣是原因之一；中国历史上“没有宗教”，却能建立起发达的文明，这也令他非常在意。至于中亚，是因为当初在选择汉学之外的第二专业时选了中东学。然后，他开始简述自己的研究，张骞、丝绸之路、粟特人、安息国……名词一个接一个，他的话也明显多了起来。 最后，他非常“体贴”地做了一个总结：“都是兴趣。” 我不由为德国人这种“有一说一”的“认真的可爱”所折服。 然而这还没完。“说汉学‘东学西学四百年’，我是不同意的。”“东学西学四百年”，正是这次邀请廉亚明来华的“第四次世界汉学大会”的主题，此刻正明晃晃地印在他的参会胸牌上。确然，按照他刚才的解释，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就已经有中国文化经由中亚，辗转传入西方世界。如此算来，当然不止400年。廉亚明认真地对我说，他认为研究汉学传播“不要一直看欧洲”—这番话由一位欧洲学者口中说出，又添了几分深意。 我不禁再次仔细打量眼前的廉亚明。稀疏却打理得一丝不苟的头发，饱满的前额，正是许多人印象中欧洲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但那双蓝灰色眼睛里闪动的，不仅是简单的“睿智”，更是一种诚恳而踏实的光芒。 在“元明时期中国与中亚交流史”方面，廉亚明确属权威，在外文网站上检索相关知识，其引用来源往往是他的著作。然而在中国出版的，我只找到一本《元明文献中的忽鲁谟斯》。忽鲁谟斯，是存在于历史上、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个地名。看书名就知道，这不是那种让你轻松愉快的读物，但这种毫无噱头花腔、踏踏实实“深挖”一时一地的做派，确实与廉亚明本人气息相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