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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美彪:为文应简明扼要 不故作高深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 蔡美彪\\口述 邱熠 参加讨论

    【核心提示】现在很多论文依据所谓的规范,在文章前列举很多前人的成果,但不作深入的思考和分析。文章是需要时间考验的,应该努力做到:不故作高深,不追求时髦,心里有读者。
    吕叔湘先生写过一首诗,我很赞赏。这四句诗是:“文章写就供人读,何事苦营八阵图?洗尽铅华呈本色,梳装莫问入时无。”这四句话很有意义,是我的座右铭。写文章不是为自己服务,是给读者看的。写文章,不是为了显示自己多有学问,不是为了评级得奖,而是为读者服务的。这个观念特别重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文章,都值得好好读。当前,很多学校强调量化,论文都是数量越多越好。这是不值得提倡的,文史研究怎么能用字数来衡量呢? 
    
    少说废话,提倡简明扼要
    有年轻人曾问我:怎么能把文章写好呢?我觉得,第一要义就是少说废话。近年来的学术文章,引征材料太多,注释太多。这样的文章就不免流于繁琐或流于浮泛。中国的史学史、学术史,甚至学术发展的规律开始都是比较平易的。如《论语》本是很容易懂的,但后来把孔子神秘化了,“学而时习之”,单一个“学”字,就有上万字的讨论和注释。有人认为“学”是指孔子韦编三绝的《易》,有人则认为“学”指的是学《礼》,还有人认为是“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
    写《中华史纲》之前,我调查了一下前人写通史的做法。现在通行的这种章节体或称为分析史学的方式,是由夏曾佑开创的。夏曾佑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突破了原来中国史学的规范,以章节体编写历史。我记得陈得芝说过,中国史学的两大灾难是量化和规范化,很有见地。不突破规范,就不能前进。中国过去的史书就是纪传体和编年体,夏曾佑开创了新的体裁。这个功绩是不能否认的。但是,他写到南北朝就写不下去了。我认为,夏曾佑没有写成通史的原因一是面面俱到,二是议论过多。通史是写给普通人的历史书,跟写论文、编史料是不一样的。
    历史工作者应该学习多种写文章的方法,能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体裁以及读者不同的需要,撰写不同的文章。我个人撰写通史的经验是,有研究的东西不能多写,没研究的东西不能不写。否则一本通史里,就会写得高高低低、坑坑洼洼,这样就写不下来。《中国通史》经济史部分由汪敬虞先生撰写,初稿有十万字,最后定稿只有三万字。通史编写过程中,压缩一次,水平就提高一点。其实很多文章有材料也有观点,但写得太长,就把重要的内容冲淡了。这就好比茶水,一大锅水里放很少的几片茶叶,味道就淡了。所以,应当大力提倡简明扼要的文章。
    
     
    不故作高深,不追求时髦
    1951年,《学习》杂志发表黎澍写的文章《反对故作高深》。现在很多人写文章,故作高深。其实,如果真深入了,把问题搞清楚,几句话就说清楚了。《中国通史》第四卷唐代的文化是范老写的。儒学部分写了两三千字,佛学部分写了三万多字。定稿时大家发表意见,觉得佛学部分太长,不太平衡,最后讨论后还是决定保留。实际上,我知道,范老对儒学是最有研究的,对佛学最没有研究。有人评价说,范老这几千字真是高度概括。范老对儒学理解得深刻,所以能高度概括。而范老过去没接触过佛学,当时读了大约三百万字的资料。这些资料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的,都重要,所以他觉得都应该写。写文章时,越是熟练的东西,写得就越简明扼要。如果这也说说,那也说说,抓不住要害,读者就会越看越不清楚。
    我写《中华史纲》之前,还对中小学生做了一些调查。小孩子都爱听故事,喜欢看戏说的历史剧,但不爱听老师讲的历史课。原因是历史课的概念太多,老师又爱考概念,所以学生不爱学。这确实是个问题。回头来看,清末以来,从西方输入很多新的方法,对中国的史学是一种促进。如清末时期,西方学术方法通过日本传到中国;民国初年,受法国的汉学家影响比较多;五四时期,则是对西方实用主义的引进。总体来说,史学比过去进步,但也遗留了很多问题,新名词太多就是其一。比如“春秋时期”、“战国时期”这样的说法,就是从近代开始的。学者把孔子的《春秋》中所记的东周时期的242年称为“春秋时期”;把三国分晋七国争雄那个时期称为“战国时期”,其实“战国”不是朝代的名称,只是一般的泛称,没有确切的起始年代。这些新名词,只是历史研究者为了说明问题而制造的新词,这就增加了许多不应有的负担。所以,我在《中华史纲》中直接称为“东周时期”。
    史学界有些概念不准确,但大家都不求甚解,跟着说。近代以来,各派史学家引进、创造了很多的新概念,应当适当地清理一些概念;同时,很多传统的概念却被忽视,什么是皇帝,什么是谥号,什么是庙号,什么是年号,很多人都弄不清楚,所以影视作品甚至史学文章里都出现了错误。
    现在还有很多语言现象存在问题,音译词的滥用也很普遍。如“粉丝”作为“fans”的音译,语法不对,语音也不对,所以我们的媒体要匡谬正误。许多媒体人写文章很好,但是知识面比较窄;而历史学界的人写文章,有材料、有观点,却不太注意写作的方面。马克思曾经说过,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是两个问题。现在很多论文依据所谓的规范,在文章前列举很多前人的成果,但不作深入的思考和分析。文章是需要时间考验的,应该努力做到:不故作高深,不追求时髦,心里有读者。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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