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罗斯汉学经历了帝俄、苏联和当代俄罗斯三个时期，学者辈出，成果丰厚，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特征，与东亚汉字文化圈汉学以及欧美汉学鼎足而三，共同构成了蔚为壮观的世界汉学版图。 帝俄汉学：补白与超越 补白与超越是帝俄时期俄国汉学的显著特征之一。中国自康雍朝起实施禁教政策，欧洲传教士东来受阻，汉语学习条件受到限制。而俄国则从1715年起向中国派出了东正教传教团，拥有了学习中华语言的基地。至18世纪诞生时起，俄罗斯汉学便具有独特的使命和追求。俄国汉学家善于发现欧洲汉学的薄弱环节，利用他们的语言优势和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向欧洲学术界提供了前所未知的中国知识，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特色，提高了俄国汉学在西方的声望。 相较欧洲传教士长期注重翻译阐释儒家典籍以及更重视对中原王朝历史的研究，俄国汉学奠基人比丘林则于19世纪上半期利用汉文典籍的丰富记载，完成了对《西藏志》、《蒙古纪事》、《西藏青海史》等一系列地区性综合研究，为欧洲学术界奉献了有关中国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珍贵著作。19世纪下半期，王西里在比丘林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中国东北边疆地区的历史和地理，先后翻译了《宁古塔纪略》、《盛京通志》等文献，著有《元明两朝关于满族人的资料》、《10至13世纪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迹》等著作。巴拉第则专注于蒙元早期历史研究，翻译了《元朝秘史》、《长春真人西游记》和《皇元圣武亲征录》。至19世纪末，俄国人在中国边疆史地领域的研究成就已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 当然，俄国汉学家的补白和超越不仅限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在中国文学、语言等领域也有出色表现。王西里的《中国文学史纲要》是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专论；巴拉第的《汉俄合璧韵编》在学术性和专业性方面均超越了翟理斯和顾赛芬的词典，为俄国乃至欧洲汉学人才培养和汉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杂哈劳的《满俄大词典》以其丰富的词汇和精准的释义至今仍然受到学界推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