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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丝绸之路研究主要依据三个方面的资料，东西方的传世文献，丝路沿线发现的文书，各地出土的文物。丝绸之路沿线的敦煌、吐鲁番、楼兰、尼雅、焉耆、库车、和田、穆格山等地都发现过不少各种语言文字书写的文书材料，应当收集丝路沿线出土的各种语言文字的材料，把其中的零散信息，集中到丝绸之路的历史叙述当中，其中很多内容是传世史料和考古文物所没有的。出土文书在研究丝绸之路上具有以下重要性：第一，出土文献提供了有关丝绸之路交通路线的直接记录；第二，出土文书记录了丝绸之路的实态；第三，出土文书记录了丝绸之路东西传播的商品种类和商贸情形；第四，出土文书展现了丝绸之路上传播的文化。今天我们研究丝绸之路，应当发掘丝路沿线出土文书中有价值的残片，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有意无意留存下来的文本，丰富我们对于丝绸之路的认识，谱写更加绚烂多彩的丝绸之路历史。 关 键 词：丝绸之路/粟特商人/西域佛教 作者简介：荣新江，男，河北滦南县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丝绸之路研究主要依据三个方面的资料：东西方的传世文献、丝路沿线发现的文书、各地出土的文物。 丝绸之路沿线的敦煌、吐鲁番、楼兰、尼雅、焉耆、库车、和田、穆格山等地都发现过不少各种语言文字书写的文书材料，前人已经利用其中的资料来研究丝绸之路的某些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中尤其以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为集大成之作。但丝绸之路沿线仍然在不断出土新的文书，而国内学人关注不够的西域各种胡语资料中，也有很多是研究丝绸之路的重要材料。应当收集丝路沿线出土的各种语言文字的材料，把其中的零散信息，集中到丝绸之路的历史叙述当中，其中很多内容是传世史料和考古文物所没有的。 本文拟从四个方面，阐述出土文书在研究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性。 一、出土文献提供了有关丝绸之路交通路线的直接记录 中古传统的典籍中，如隋代裴矩的《西域图记》、唐朝贾耽的《皇华四达记》等，都比较简要地记录了中国通向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十分可贵。但对于一些道路的细节，则缺少记载。如果我们把出土文献整理一下，则可以勾勒出一段段道路的具体走向，连接在一起，就是一条详细而可以贯通的“丝绸之路”。 1974年，甘肃居延考古队曾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破城子遗址，发掘到一枚王莽时期的《传置道里簿》木牍，上面记录了长安到张掖郡氐池的20个置之间的里程①；巧合的是，1990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在汉代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到一枚《传置道里簿》木牍，记录了武威郡仓松到敦煌郡渊泉间12个置之间的里程；两相结合，正可以复原西汉时期从长安到敦煌的驿道和驿站设置情况②。根据学者们的仔细考证，我们可以得知这两枚简牍所记汉代驿传道里的详细情形，填补并丰富了我们对于汉代丝绸之路的认识。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出土文献都是极其偶然留存下来的残篇断简，但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残简来举一反三地理解历史的真实情境。既然汉代官方文书中有从长安到氐池、苍松到渊泉的《传置道里簿》，那么我们可以推知从长安往西，所有汉代设立了驿站的地方，都应当有类似的“道里簿”，把这些道里簿连缀起来，从长安直到敦煌的道路记载应当是存在的。出玉门关的西域诸国，《汉书·西域传》记载了每个国家东西南北四至所达旁国的里数或马行天数，虽然由于材料来源不同，资料并不完整，也有相互矛盾之处，但大致上可以据此勾勒出整个《西域传》所记范围的道路交通状况，从长安到安息国都番兜城，清晰可见。加之《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可以把汉代丝绸之路一直绘制到大秦国的黎轩。 到了唐朝，我们拥有的出土文书更为丰富。敦煌出土写本《沙州图经》卷三有敦煌县所属“一十九所驿”的条目，详细记录了每个驿站的位置和距东西驿站的里程，其中瓜州和沙州之间的一条道路，摘要如下：“[沙州]州城驿，右在州东二百步，因州为名。东北去清泉驿卌里。清泉驿，去横涧驿廿里。横涧驿，北去白亭驿廿里。白亭驿，东北长亭驿卌里。长亭驿，东去甘草驿廿五里。甘草驿，东南去阶亭驿廿五里。阶亭驿，东去瓜州常乐驿卅里。”③我们据此可以画出瓜沙二州之间的驿路。同条还记录了从瓜州常乐县界的新井驿，经广显驿、乌山驿、双泉驿、第五驿、冷泉驿、胡桐驿，到伊州柔远县界的赤崖驿④。这虽然记录的是武周时期瓜州、伊州间驿道的情况，但也就是玄奘贞观初年经过莫贺延碛的那条道路的具体走向。 《沙州图经》卷五石城镇下，还有“六所道路”条，我们举其中两条道路的记载：“一道南路。从镇东去沙州一千五百里。其路由古阳关向沙州，多缘险隘。泉有八所，皆有草。道险不得夜行。春秋二时雪深，道闭不通。一道从镇西去新城二百卌里。从新城西出，取傍河路，向播仙镇六百一十里。从石城至播仙八百五十里，有水草。从新城西南向蒲桃城二百卌里，中间三处有水草，每所相去七十余里。从蒲桃城西北去播仙镇四百余里，并碛路不通。”这就是从沙州出阳关所走的西域南道东段，中间经过石城镇(即汉代的鄯善国)和播仙镇(汉代且末国)，因为唐高宗上元二年后，这两个地区划归沙州管辖，改名为石城、播仙镇，所以以石城镇为中心的道路情况记录在《沙州图经》中，可惜的是播仙镇有关道路的部分残缺，所以不得其详。 同样是敦煌出土的《西州图经》，虽然保留的片段不长，但有关“道十一达”条的部分却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而且每条道路都有名字。我们也举两条道路的记载：“大海道。右道出柳中县界，东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常流沙，人行迷误。有泉咸苦，无草，行旅负水担粮，履践沙石，往来困弊。”“银山道。右道出天山县界，西南向焉耆国七百里，多沙碛滷，唯近峰足水草，通车马行。”⑤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从沙州，经西州(吐鲁番)，越过天山，到焉耆国的道路，连缀起来。而《新唐书·地理志》保存的贾耽《皇华四达记》，记录了西域地区道路的情形。 《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的道路条记载十分珍贵，它们不仅仅告诉我们当时道路的走向和里程，还有车马行走的具体状况，是丝绸之路交通的真实记录。按照唐朝的制度规定，这类图经每个州都要三年一造，也就是每三年要对原本就有的《图经》文本加以修订，补充新的内容。道路条目是每本图经都要有的，所以丝绸之路所经过的唐朝州县的《图经》中，都有类似的道路记载，把这些记载连缀起来，就是一个详细的“道里簿”。《西州图经》出土于沙州，表明这类图经也会为临近或毗邻的州县抄写留存，以供交通往来之用。 所以说，虽然目前我们在传世文献中没有特别详细的、完整的有关丝绸之路道里的记载，其实在唐朝，这种交通道路的记录不仅有，而且非常详细。 在出土为胡语文书中，也有类似的地理文献。吐鲁番发现的粟特语国名表(Nafnāmak)，如编号T II D 94文书中，提到一连串的地名，按顺序可以对应于汉文的拂菻、苫国、波斯、安国、吐火罗、石国、粟特、拔汗那、竭盘陀、佉沙、于阗、龟兹、焉耆、高昌、萨毗、吐蕃、吐浑、弭药、薄骨律⑥。大体上是沿着丝绸之路，由西向东记录重要的城镇，有的学者认为是表示摩尼教团位置所在，还有的认为是粟特商人的经商路线。 民国时任教于北京大学的钢和泰(A.von Staёl-Holstein，1877-1937)曾获得一卷敦煌写本，用藏文、于阗文写成，其中于阗语部分的第10至17行，记有从于阗经沙州到朔方一路的地名，第17至24行记有西州回鹘王国所辖范围内的城镇名，有些简要注记城中情况⑦。根据于阗语部分的发愿文，该卷年代大概在公元925年。这些地名可能是于阗国使者经行该地时所做的记录，是五代时期有关丝绸之路西域南北道路的较为详细的资料，可以和高居诲《使于阗记》或王延德《使高昌记》相媲美。 此外，敦煌发现的于阗语文书中，还有一篇往迦湿弥罗国的行纪(编号Ch.i.0021a，b)，共35行，记某人自于阗经疏勒(今喀什)，往迦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的行程。文中提到当时在位的迦湿弥罗国王是Abhimanyngupta(958-972年在位)，知为10世纪后半叶的行纪，十分珍贵⑧。 从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官私文书可以得知，这类有关丝绸之路交通道里的记录，未曾断绝，而且有些是常规性的地方官府记录，并制度性地上报中央，有些为国史记录下来，有的则湮没无闻。今日治丝绸之路的人总是觉得史籍中没有关于丝绸之路的详细记载，其实不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