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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国版《沾化县志》由晚清举人于清泮总纂，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出版，是当时山东地区编纂印制最精良的县志之一。据了解，这回续修“除保存《旧志》原有掌故外，凡县中数十年来，人物事态之重大演变，乡村社会之各种建设，罔不罗织撮述，穷其原委，俾前后归于一贯”。（梁建章《续修沾化县志序一》） “重大演变”与“各种建设”概言之，就是“地理”、“政体”与“物质”三个方面。“政体”变动是此志有异于旧志的决定性因素，而其中自然而然地会保有一份鲜活而别致的“辛亥记忆”。 通读这部县志，随处可见的是对于“敦庞厚朴”民风的表彰，倘若说明清两代归旨于此并不稀奇的话，那么其中增订的辛亥前后的部分依旧讲述了许多关于民风的“故事”，则值得一提了。在《人物志》部分，仕绩、忠节、清介、孝友、文学、武功、义行、隐逸、方技、耆德、寓贤、贤淑、贞烈、节孝等十四类人物中，只有文学、耆德、节孝三类补充了民国人物，而这三类无疑最为符合“德化”标准，从中也能窥见“革命”前后沾化县的精神价值取向。 据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调查，沾化县共有十六万四千三百五十八口人，是座名副其实的“小城”。但即便在这样一座小城里，仍旧流传着不少“轶事”与“异闻”。这些带有“荒诞不经”色彩的传说，本不在县志的收录范围之列，更何况辛亥革命以后，首要进行的就是社会改革，自民元至续修县志的民国二十四年，成效已经颇为显著，正如凡例所言“值今科学昌明之会”。但在《丛谈》部分，却增补了这样一则不乏“封建”与“迷信”嫌疑的“荒滩雨夜”： “邑人张某，于民国二年八月，因事适东洼，日暮抵渡口，风雨大作，欲渡不能，退无所归。正踌躇间，瞥见数十步外似有地屋。急趋至，见一老妪抱草蔽户。问曰：‘客何来？’张以借宿意告，妪允之。张乃絷卫携装，伛偻入屋。见败突外无长物，遂藉草促膝坐。妪曰：‘客饥乎？’张曰：‘有糇粮，但渴甚。’妪即煮水代煮干糇以进。饮食毕，絮絮问姓氏，张已困顿，漫应之而已。时夜已深，户外雨声、水声相闻。忽有步履声，自泥泞中直奔屋来。张探视系一伟男子，乃大骇，汗如注。妪迎出与偶语，不辨何词，男子遂去。妪曰：‘我儿适至，勿恐。’张亦未敢穷诘，但危坐待旦。天拂晓，妪促令早渡。张乃携装牵卫，道谢而去。及抵河东，以所遇告佃友，佥曰：‘是诚有之，但行踪诡秘，莫知其为何如人。’异日，张正拟具礼往谢，抵其地则荒烟乱草中一败堵而已。” 很显然，这不可能是“新闻”，而只会是“故事”。县志编修者为何要增补这样一则异闻，其实不难想见的是，在“拾遗补缺”以外，更有着通盘考虑。当时主政沾化的县长梁建章为这部县志作序时说：“夫一县之志书，所以记一县过去之历史与现在之事实，使县之人览其盛衰得失之故，而生爱乡爱土之观念者也。”“荒滩雨夜”既非“历史”，又不是“事实”，得以收录在内，想必靠的主要就是其中传递出的“精神”有益于培养“爱乡爱土”的情感。 研究者在为梁建章“盖棺定论”时，大都对其“德政”追怀不已。而这部《沾化县志》无疑也是一部“德化”的“标准”与“教材”，“荒滩雨夜”则是其中的“点睛之笔”。渡口老妪当是十六万沾化人的象征，她虽然“无名”，但却“有本”——于清泮应邀来沾续修县志时，曾如是记录其“第一印象”：“其民俗勤俭，士习朴厚，人人以礼仪廉耻为重，则鲁北之特色也……其风俗文化乃至此，岂非邹鲁之遗教哉？”除此之外，这部县志中还讲述了许多民国年间的民风故事，主要集中在《人物志》中增订的部分。与“荒滩雨夜”相比，它们无一不是确有其人与确有其事的。在补充有民国人物的文学、耆德、节孝三类中，“节孝”一门收录辛亥前后的人物最多，仅是标明具体年份的事迹就有： 贾氏，1911年山东巡抚杨士骧特赐“慈竹贞松”匾额； 傅氏，1914年县长张士佶题赐“节励冰霜”匾额； 张氏，1919年县长吕中律题赐匾额； 李氏，1922年县长刘峙题赐“孝义慈祥”匾额； 张氏，1922年亲友公送“节孝可风”匾额； 王氏，1924年县长刘峙题赐“萱德如玉”匾额； 吴氏，1924年县长单进魁题赐“节孝可风”匾额； 张氏，1928年公送“贞寿并著”匾额； 吕氏，1931年旌表； 王氏，1931年旌表； 王氏，1927年内务部颁给“节孝兼赅”匾额。 “异闻”是虚，“节孝”是实，虚实结合，各得其所，但又统归于同一部县志，把话题再回到“辛亥记忆”这里，虽经世变，节孝之妇与文学、耆德之士频仍，这就意味着当“沾化”遭遇“革命”的时候，碰撞出的结果不是简单地造就出一个“民国沾化”，而更像是“沾化”在“民国”的某种延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