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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到辛亥革命，同盟会是无法绕开的起点。据《沾化县志》的《党务志》记载：“同盟会时期，沾化只有王炳燇一人加入，运筹计划，颇为孙总理所倚重。民国成立，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各省均设党部，王炳燇为鲁支部副部长。与王成业、李锡峰、王汝淦、王鸿文等，在省奔走党务。王鸿文复奉委到沾，联络各界入党，一时各机关职员，及境内知识分子，类无不在党者。自民国二年，袁政府取缔党人，禁止活动，党籍遂散失不可考。至十五年后，民党复活，几经组织，始有正式党部成立。”经刘荣昌考证，当时加入同盟会的沾化人，不只王炳燇一人，还有吴瑞洪、吴赤云、王鸿文。 民国沾化县政府 王炳燇是沾化县第一位同盟会会员，1906年就已入会。辛亥革命前，他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鲁北第一所新型学校棣州公学，民元以后改称岱北公学。他与阎容德等人一道，“将棣州公学办成既是学校，又是同盟会在鲁北的地下联络站和造就革命力量的摇篮”。“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先生从海外归来，全国上下大为振奋。王炳燇先生作为山东代表，出席在南京召开的临时国会会议，参加推选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投票选举。”（吴承志《沾化县第一个同盟会会员王炳燇》）王炳燇在中央与省内先后担任多种职务，也几经宦海浮沉。在办学与从政之余，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治黄上，于1922年写成《治黄刍议》一书，受到孙中山先生的特令嘉奖。在“九一八”事变前，曾多次身先士卒，率众治理黄河，还曾一度出任山东河务总局局长。有清一代，及至民国初年，沾化徒骇河时有泛滥。王炳燇的这种治黄情结，就源自于他在故乡沾化的水患记忆。可见，王炳燇在为沾化进行革命做准备的同时，故乡也为他的治水成就奠定了基础。 辛亥时，在沾化县域内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同盟会员是王鸿文，《人物志·文学》有其传略。“辛亥革命时，与本省徐刘各同志参加山东独立，旋加入国民党，服膺三民主义最笃。”革命前，他“以革新教育为帜志，倡办黄升店小学，募集捐款，筹建校舍”；革命后，他“任山东省立第四中学教员兼附设小学主任，益发挥其教育主张。顺应潮流，积极推行新教育。鲁北青年直接受其熏陶者以千计”。王鸿文与此时的王炳燇一样，都很推崇“教育救国”的主张，而兴办教育，也的确成为发动革命的最有效途径。 众所周知，在清末民初，最主要的启蒙民众的方式除去兴学堂，就是办报刊。沾化人吴瑞洪也是《人物志·文学》的补充人物，他“民国元年因报事，赴沪与孙总理论民生主义，极蒙嘉赏”，历任山东省议会议员、山东工电局局长、山东教养局局长等职。“时政迭变，遂绝意进取，与章太炎、邓秋枚先生创办《国粹学报》，讲演经传，终于济垣寓所。”吴瑞洪在省议会任职时，“不轻发言，言必关大计”，这很显然是“敦庞厚朴”的沾化民风“德化”使然。吴赤云一生也是奔走民国兴办教育，建国后曾是民革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之一。 在革命条件尚未完全成熟的地区，想要促成社会变革，除却应当具备诸如同盟会这样的“组织”因素，以及学堂与报刊等“舆论”因素之外，通常还必须有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实力派”中的“社会贤达”往往在此时能够发挥左右民意的作用。《人物志·耆德》收录的张春照就是此类人物。“清宣统二年，被举为董事会会长，奉公忘私，邑人咸敬重之。”这里的“董事会”指的是清末改革浪潮中的一种地方自治组织。《政治志》中记载：“清宣统二年成立城区议事会暨董事会，……董事会会长为张春照。同年，成立自治研究所。”这种自治风潮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由社会力量主导的自治思潮的确对辛亥革命后的各省独立产生过重要影响。这是“辛亥记忆”中一抹独特的色彩。 从王炳燇、王鸿文，到吴瑞洪、张春照，这些民国初年的“弄潮儿”如今都已经“俱往矣”，有的也许只会在这部县志中留名，然而，他们奉献的事业经过历史的选择，却在“大时代”中熠熠生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