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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本民国年间的《小学补充课本·沾化乡土》的“风俗”一节谈到：“本县居民，勤劳俭朴，衣服住室，不尚奢华。婚丧等一切礼节，也很简单。颇合于新生活运动的精神。因为本县物产丰富，人民都安居乐业所以只有外方人来沾种地，本县人出外谋生的很少。又因向来文风颇盛。全县人民，都知道热心办学，送子弟入学读书。这是很好的风气。”作为小学乡土教材，其承载的“德化”使命毋需讳言，其宗旨与县志也自然有异曲同工之处。将民风培养寄托于教育实行，这就启示我们注意到辛亥前后的沾化教育问题。 民国《小学补充课本·沾化乡土》 与小学教材中勾勒出的美好愿景不同，县志所载更趋实际。《教育志》说：“沾邑向称‘济北诗书之薮’。明清时代，科名鼎鼎，《旧志》所载，可复按也。乃自废考兴学而后，进步反较他县为迟，计兴学至今垂三十年，除少数志士负笈四方外，境内曾未设一中学，完全小学亦只设三处，此岂文化区域所应有之现象乎？”这里所说的“少数志士”的名录可见《登进志·学历》，内中分为两类：“大学及专门学校毕业者”以及“师范及中学毕业者”。自民元至续修县志的民国二十四年，沾化县域内的学校主要有“师范教育”、“小学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四类。单看门类，颇为齐全，但细究起来，却大都是些临时机构，譬如“短期训练班或讲习会”、“短期小学班”、“通俗讲演所”。导致“门虽设而常关”的原因，有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的大形势使然，也有人力、财力匮乏等具体的“导火线”。辛亥一役过后，最先“拔地而起”的是单级演成所与实业学堂，这两所学校都建于民国元年，可以说是革命的直接成果。“革命”催生了“师范教育”与“职业教育”，这倒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现象。 民元那一年，在两所学校以外，沾化还成立了第一家商会组织。查《建设志·实业》可知：“自民国元年，由城镇商号联合呈县备案，成立商会。其前后工作，在指导商务进行，解决债务纠纷，整理钱业，推销国货等等。”自其工作内容来看，辛亥前后沾化境内的商业活动还是十分活跃的。与社会组织一起出现的，还有民国特色非常明显的政治组织，如议会。截至1935年，选充山东省议员的沾化籍人士共有四位，分别是王炳燇、吴瑞洪、王成业与姜奎杰。同样“新鲜”的事物，或许还可以算上司法改革，据《政治志·司法》载：“民国初元于县署内设承审员一名，协助县知事审理案件”。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典型的“过渡形式”，直到“十八年秋，设县法院，兼有初级及地方两级法院之职权”。 风起于青萍之末。“辛亥记忆”中的任何点滴，在日后都有可能成为“常规”与“常态”。那些曾经激动人心的瞬间，也会化作“制度”而深植于一片县域的运行模式之中。细节为历史招魂，时间为历史扬鞭。百年来，中华民族走过的不仅是一段道路，也更是一段心路。一部民国县志中的“辛亥记忆”，开启的是我们在“对话”中进入历史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