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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我30年前上大学本科时读《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时，知道了范老，后来读到了他的名著《中国通史简编》，对其渊博的学识和深邃的洞察力非常佩服。其倡导的“板凳须做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坐冷板凳”精神（实际上范老自己讲的是“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我们这些80年代的青年学子，引导着我们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 在我的心目中，范老离我们很远，也很近。之所以说他离我们很远，是因为他的学养、见识和品质，是我们无法企及的，令后辈学子仰慕，可望而不可及；之所以说他离我们很近，是因为机缘巧合，我们有幸在他创办的近代史所从事学术研究，接受他奠定的优良学风的沐浴，处处能够感受到这位学术大师的影响，继续沿着他开辟的学术道路前进。这是我们的幸运。 范老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但他早年却是一位深受乾汉学影响的经史学家。我经常想，这样一位旧学根基深厚并被黄侃、刘师培器重的旧派学者，怎么会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呢？他是怎样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历史的？ 范老自幼受过严格的传统学术训练，深受浙东学派的影响；1914年考入北大文科国学门时，师从章太炎的弟子黄侃、陈汉章和国学大师刘师培等人，将“追踪乾嘉老辈’作为学术目标。范老后来自述北大求学经历时说：“曾跟古文经学家摇过旗，曾跟五四‘选学妖孽’呐过喊”，父亲的鼓励使“我似乎有了自信力，‘追踪乾嘉老辈’，成为后来全部生活的唯一目标。” 北大四年的乾嘉汉学训练，奠定了范老扎实的学术基础，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他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经史之学。1925年出版的《文心雕龙讲疏》，后来的《文心雕龙注》、1931年出版了《正史考略》，1933年的《群经概论》，都是明证。 正因范老深受章门学术影响，好古而薄今，故思想保守，甚至不赞同白话文，为鲁迅采用白话文而惋惜。他自述说：我决定选择教书做职业，从民国七年起，一直教下去，宣讲我的“好古之学”。五四运动没有打动我的“好古”根基，我不赞成白话文，我甚至荒唐到替鲁迅大师惋惜，以为他“离经叛道”，“走错了路”，因之偶到北京，不再专诚谒见他。 就是这样一位好古的纯正学者，在民族危机加深的环境中，尤其是在五卅运动的反帝洪流中，接受并研究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世界观、人生观和学术理想的转变。他后来多次受到政府通缉并被捕入狱，但革命的信仰从未动摇，并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 尤其可贵的是，范老“革命、学术两不误”，他认真备课，精心编写讲义，将自己在各高校讲课的心得进行系统整理，相继完成了《诸子要略》、《文心雕龙注》、《正史考略》、《群经概论》等学术著作，成为当时知名的经史学家。 范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树，是在延安时期撰写《中国通史简编》过程中完成的。1940年初，47岁的范老到达延安，被任命为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直接向范老“交待了一件任务，要求在短期内编出一本篇幅约有十来万字的中国通史”。毛泽东交给范老这个任务，一方面是为了解决马列学院干部培训没有历史教材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干部对中华民族历史认识水平以及对民族前途的自信心。 这项政治任务，实际上是要用唯物史观对梳理和阐释中国历史。如何运用唯物史观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学说来分析中国历史，解决古代史分期问题，这需要极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范老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是弄清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力求“神似”而不是“形似”，并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中国社会，分析中国历史。正是抱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态度，范老在短时间内撰成了他的第一篇系统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的理论文章《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1940年5月25日《中国文化》），提出了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的观点。这个观点成为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上古阶段的指导思想，范老也由此成为古史分期“西周封建说”的主要代表人物。 《中国通史简编》撰写的真正开始，是在1940年8月。这本书虽只有10万字，但在当时是作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的集体任务来编撰的，范文澜任总编。但各部分初稿写成后，水平和内容参差不齐，没被中央认可。范老不得不自己从头撰写，独立完成。按照中央的要求，最初是十几万字，但在写作过程中，这些字数完全不能说明中国历史的问题，经过讨论修改为25万字，后来增至45万字，这种变化得到中央的肯定：“你们写吧，能写多少算多少。” 延安的条件是异常艰苦的，最困难的是缺乏历史资料。那时的延安连《农政全书》、《天工开物》这种基本资料都找不到。范老若没有扎实的国学功底和渊博的历史知识，是很难完成这个大部头著作的。 1941年9月，《中国通史简编》上册由延安解放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书虽是范老独自完成，但最后书稿出版时，他在序言里按照原先的分工把各人的名字列上，这充分体现了一个学者对他人工作的尊重，体现了一个优秀学者所具备的高风亮节和儒雅风度。 《中国通史简编》在当时极为恶劣的条件下撰写出版，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奇葩。毛泽东对《简编》的出版给予高度评价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这部著作堪称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通史研究的典范之作，奠定了范老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从早年酷爱经史之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并在延安时期撰写《中国通史简编》这样的经典著作，体现了范老不断追求进步的学术发展轨迹，实现了他不断超越自己的学术理想。 范老留给后辈学者的遗产是丰富的。除了这种追求进步、超越自我的学术理想之外，还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朴实的学术风格。最后，我想用荣孟源先生的一段总结结束我的发言。他说： “范文澜同志的治学态度：第一是绝不说空话，处处言之有据；第二是详细占有材料，从材料中引出结论；第三是“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他这种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更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模范。” 【本文系作者2013年12月17日下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举办的“纪念范文澜先生诞辰120周年、荣孟源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