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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孺的《魏书》点校本 上世纪50年代，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整理工作展开，由中华书局组织人力、订立规划，为读者提供一套标点(包括分段)准确、便于阅读检查的本子。根据中华书局档案，在“二十四史”点校开始之初，就确定了由唐长孺所在的武汉大学历史系承担“北朝四史”的点校任务。点校工作开始于1960年底，起初主要在武汉进行，武大历史系成立了“北朝四史”点校小组，最初共7人：唐长孺担任组长，成员有陈仲安、石泉、赵婷、陈庆中、曹绍廉、谭两宜。据石泉1961年4月12日给中华书局编辑部的去信，点校工作“走过弯路，进 度很慢”，而且“病号多，经常只有四五人进行工作，最近以来又不能全时间搞，工作质量不齐，办法也不多”。 “怎么标点、怎么整理、怎么写校勘记，这些古籍整理的事儿，教授们以前上课、写论文也没做过呀!大家都是边学边做，逐渐摸索。”中华书局资深编审张忱石说。 到了1963年5月，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向中宣部部长周扬做了汇报，说“二十四史”点校已经开展4年多，但只出了3种，他提出希望各校担任校点的教师能够集中时间精力进行点校。5月22日，中宣部、教育部等有关人员开会，确定调集有关校点人员来京的安排，借调人员包括唐长孺。后来，会议提出担任项目较多的学校可以加调一两位青年教师作为助手。于是，在唐长孺之外，武汉大学还上报了陈仲安。后来陈仲安作为唐先生助手，全程参加了“北朝四史”的点校。 1963年7月，教育部向武汉大学等高校发出“借调教师来京校点二十四史”文(63教二蒋旭字第1148号)。8月，中宣部又发文给湖北等省委宣传部(1963年发文第383号)，明确要求借调人员“务请于暑期内调来”。秋冬间，唐长孺、陈仲安和其他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到北京西郊翠微路2号中华书局大院集中办公，留下了一段“翠微校史”的佳话。据张忱石回忆，当时每位专家都有一间独立的房间，书局还特地安排了一人专门照顾专家们生活起居、一名二级厨师负责给大家做饭，“好让先生们一心一意做学问”。 从中华书局档案资料和多名亲历者的回忆来看，1963年秋到1966年5月，唐长孺、陈仲安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在《周书》《北齐书》。在“文革”前，《周书》已全部完成并付型，但未及付印，《北齐书》基本完成。《魏书》的点校主要由王永兴、汪绍楹二位承担，他们做前期工作，最后由主持校点的唐长孺定稿。 张忱石介绍，王永兴是中华书局从山西教育学院借调来的唐史研究专家。可能考虑到他是陈寅恪的学生和助手，便请他来点校《魏书》，但其实他并不熟悉这方面内容。据档案，王永兴以“殿本”为底本，通校了“百衲本”和《北史》，完成了《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他校”(即用其他史料中的相关记载拿来与底本参校)，但没有做系统的“版本校”(即找出不同版本的《魏书》之间的文字差异)，也没有完整地完成“本校”(即《魏书》内纪、传、志各部分之间的内容互证)。1964年11月底，王永兴做了3卷样稿，他在交稿信中说：“这三卷书，在《魏书》一百三十卷中，无论就篇页数，或校勘上来讲，都是中等。”1964年12月底，他又提交了卷2《太祖纪》、卷111《刑罚志》这2卷，并对分段提了初步意见。 尽管王永兴对自己的点校不甚满意，成果也遭到复审专家“吐槽”，但他的点校也有相当出彩之处：他发现了《魏书·刑罚志》的脱叶情况，并根据《册府元龟》校补了317字。而前人之所以没有发现《刑罚志》的缺文，是因为缺页的前后文之间似乎是衔接的，如果不根据其他书籍仔细审校，很难发现其中脱误。后来，这个成果被唐长孺吸收，写入了《魏书》卷111校勘记第3条。 中华书局1965年1月档案中有“与王永兴办《魏书》校勘资料的交接”的工作预备记录，根据安排，王永兴将相关资料移交给了汪绍楹，并在1965年春节前后离开北京回山西。 张忱石介绍，汪绍楹193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民国时期四大名医汪逢春的独子，没有固定职业，平时应出版社之约点校一些古籍，人称“古籍整理专业户”，他在中华书局参与点校时也是临时工。汪绍楹接手后，《魏书》点校有了一个重大变化———他根据校勘实际，将《魏书》底本改为“百衲本”，此做法延续至今。“文革”开始前，《魏书》的第一阶段整理工作落下帷幕。汪绍楹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点校并撰写了一些校勘记。 “文革”开始，“二十四史”修订工作停工。张忱石记得，当时资料都封存在书局，借调的点校者陆续回原单位“搞运动”。 1967年四五月的一天，“中华书局革命造反团”的卢启勋(当时自称“风雷”)忽然叫张忱石带上纸笔，跟他和书局主持“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赵守俨一起去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做记录。到了那里，农民史研究专家孙达人接见了他们，说：“最近老戚(即戚本禹，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成员)找了他，指示中华书局要使用‘旧人’继续点校‘二十四史’，尽快完成。”他要求书局再次去各单位调人，把那些没什么问题的“善于‘之乎者也’的”都调来。见赵守俨面露难色，孙达人又说“你们可以开名单，我去跟老戚说一下”。书局立马召开大会，兵分几路去各单位调人。 于是，中华书局后来担任《魏书》点校本责任编辑的魏连科，带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介绍信，前往武汉大学珞珈山唐长孺家邀请他再度出山。他记得武大最初不肯放行，但由于这个规划小组隶属于国务院，最后学校只能妥协，而且唐长孺“政治上没什么大错误”，又是中共党员，便被批准了，而且带着《北朝胡姓考》的作者姚薇元、青年教师陈仲安一起赴京。“老先生们收到邀请都很高兴，但很多人最后也没能成行。像唐先生那样能离开风暴中心去做古籍整理，在当时是非常幸运的。”不过，由于戚本禹不久垮台，历时仅半年的点校工作再度中断。“后来证明，1967年的工作全部报废。”魏连科说。 直到1971年，姚文元在请示毛泽东后给周恩来写信，重提“二十四史”点校事宜，建议组织一些老知识分子将此项任务分工继续完成。由于“翠微校史”在当时被批是“小芙蓉镇”，加上“文革”后书局的人都下了“五七”干校，翠微路大院成了北京锅炉厂的工人住宿楼，1970年代的“二十四史”点校便移师王府井大街36号进行了。“王府井那儿条件不好，没地方安排专家住宿，所以就尽量请在北京的老先生来点校。”张忱石说，当时外地学者只请了武汉大学的唐长孺、陈仲安，以及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仲荦。 据魏连科、张忱石共同回忆，王府井大街36号原本是中国文联大楼，是1950年代盖的新楼。魏连科1971年从咸宁干校回到中华书局时，看到的楼已经是“文革”时被砸烂的破楼了，而且特别脏，张忱石1972年从干校回书局时，楼还没粉刷完。这栋楼共有5层，底楼是图书馆，有两个楼层为商务印书馆;另外两个楼层，一是中华书局员工的单身宿舍，魏连科、张忱石都曾住过;二是“二十四史”点校办公室。北京的专家除了白寿彝是一人一间办公室外，其他人都是二人共用一间，而且通常安排性格相投或是有交情的两人在一间。3位外调专家也都住办公室那层，王仲荦住北面一个朝北的小房间;唐长孺和陈仲安住最东面一个朝南的套间，外间住着陈仲安，里间住着唐长孺。这个房间既是他们生活起居之所，也是点校办公之处。点校从早上8点开始到10点结束，休息15分钟后再工作到11点45分，去楼下平房里的食堂吃饭。中午有午休时间，下午2点继续工作到傍晚5点。收工后，北京的专家通常回家吃饭休息，外调专家仍在食堂用餐，唐长孺经常晚上还在工作。每周六上午点校，下午是政治学习。周日休息。在点校过程中，唐长孺会和赵守俨、魏连科召开小型讨论会，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探讨，比如某条校勘记要写什么、不写什么、写到什么程度等。 “我个人觉得‘二十四史’里《魏书》的点校最难，因为几百年来被污为‘秽史’，缺页、遗漏情况严重，而且后人增补也不注明出处。”张忱石说，“唐先生的考订功夫，我是很佩服的。”由于没有看到1970年代点校的档案，关于唐长孺具体是如何点校的，只能从他撰写的“出版说明”中窥之一二。唐长孺负责的《魏书》点校本采取不主一本的校勘方式，通校了“百衲本”、“南监本”、“殿本”、清同治十一年(1872)金陵书局本(简称“局本”)4种版本，并参校明万历北京国子监本(简称“北监本”)及明末汲古阁本(简称“汲本”)2种版本，“择善而从”，一般不出校记。同时比对了《太平御览》所引《后魏书》和《册府元龟》《北史》《资治通鉴》中有关部分，参考了《通典》《通志》，吸收了钱大昕、李慈铭、张森楷等人的校勘成果。凡据他书改字或提出疑问，均有校记说明。“旁征博引，考定是非。引书之富、校勘之细、考证之精和标点之准，首屈一指。”何德章如是评价。 唐长孺弟子、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黄正建说，唐先生很强调版本依据，否则即使推理合理，他也不随便改动。而且，在有版本依据的情况下，选择哪个版本进行补正，唐长孺也经过充分思量，并在校勘记中说明。比如《魏书·刑罚志》中第17条校勘记，就详细说明了为什么要在百衲本“不即□□”的缺字处根据《册府元龟》补上“依决”，而不是像其他本一样补上“施行”。 魏连科认为，点校“二十四史”的专家各有特色，在他看来，唐长孺治史最大的特点是“精”，这特别体现在校勘记的撰写中。他记得，当时政治环境复杂，“反对繁琐考证”，要求校勘主要校正刻本文字的讹舛衍脱，对于史实异同和原书内部的矛盾不作校正，但唐长孺总能找到“必要就不是繁琐”的点，尽可能多地又相当慎重地吸收前人的学术成果。而且，他不只记录文字同异，还说明取舍理由，不少校记长达数百字，甚至多达上千字，完全可以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专著来读。 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认为，唐长孺领衔的“北朝四史”点校最鲜明的特点，正是学术界常称道的校勘与研究的结合，用古籍整理的通常表述是校史与考史结合，“校补史文缺佚，使之成为能够直接提供学术研究的可用之书，是唐先生所校《魏书》《周书》《北齐书》三史的共同特点。”他说，仅就《魏书》而言，几字、十几字、几十字的史文补缺，翻开每一卷都不难看到，而唐长孺校勘记中那些对史文的取舍判断和甄别考证，所作出的合理解释，才是真正卓见功力、沾溉后学，因而广受推崇。 唐长孺负责点校的《魏书》于1974年6月出版(他点校的《周书》于1971年11月出版、《北齐书》于1972年11月出版，陈仲安负责点校的《北史》于1974年10月出版)，在当时即被誉为“古籍整理的典范”。 何德章说，唐先生的点校本《魏书》由中华书局印行后， 成为半个世纪来最为通行的整理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出生、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学者，除非特殊需要，无一例外地都选择点校本《魏书》作为研究使用文本，收事半功倍之效。从这个意义上说，点校本《魏书》对保存民族历史文化、推动北朝历史研究，其功甚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