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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本”该如何修订 唐长孺负责点校的《魏书》既然被称为“古籍整理的范本”，那么是否还有修订的必要?“当然有必要。”魏连科态度明确，他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当时的点校本受时代所限，老先生们虽然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但在最后的校勘成果中很多却无法体现，特别是“文革”后遇到版本上文字异同“择善而从”却不写校勘记的做法，是不符合今日古籍整理规范的。“赵守俨先生当时就说，整个‘二十四史’的点校基本可以，但有好多遗憾。”二是点校本《魏书》出版以来，人们在学习、研究时提出了不少校勘或标点方面的意见，以往再版的时候一直在改，现在修订则可以集大成。三是近年来新材料、新成果不断涌现，理应关注、吸收，推进学术发展。 徐俊表示，随着近几十年来古籍整理规范的日益严格，原来的点校本逐渐显现缺憾。2007年，中华书局全面启动了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为包括《魏书》在内的“二十四史”“升级”。作为当年的点校单位、国内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重镇，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成了“北朝四史”修订单位的当然之选，由先后两任所长朱雷、冻国栋联袂主持，负责组建各史修订班子，制定各史修订方案。按照分工，《魏书》由何德章负责修订。何德章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田余庆先生的弟子，原在武大工作，担任过唐长孺先生的学术助手，2010年调入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冻国栋告诉记者，“北朝四史”的修订工作于2008年底正式启动。考虑到《魏书》体量较大，成书也最早，所记史实与其他三史互有牵连，如果《魏书》某处补字、改标，以及校勘记有增、删、修改，那么其他三史的相关部分都要相应改订，所以修订组决定先修订《魏书》，然后再陆续修订其他三史，保证四史之间不要“互相打架”，争取今年完成“北朝四史”的全部修订工作。 何德章说，他读博士阶段即专攻《魏书》，撰成学位论文《拓跋鲜卑汉化进程研究》。1994年，《古籍整理与研究学刊》第1期刊载了一篇题为《魏书点校商榷七十例》的文章，对《魏书》点校本提出了70例商榷意见。何德章读后，去查了各种版本的《魏书》和其他相关版本学习、考证，发现这篇文章有很多谬误之处，就写了篇文章逐条批驳。所以，当被安排修订《魏书》时，他自信对《魏书》的文本是较为熟稔的。何德章介绍，从版本上来说，修订本《魏书》一共用了7个本子：仍以“百衲本”为底本，以“三朝本”、“南监本”、“北监本”、“殿本”为通校本，以“汲本”、“局本”为参校本。 何德章坦言，修订《魏书》是他“迄今所做最重要的学术工作”。由于唐长孺的点校非常精细，水准很高，他修订时必须在严格遵循《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作总则》和工作程序的前提下，审慎去取，对原点校本作适当修订和完善。“我感觉自己是跟着先贤亦步亦趋地修订的。”何德章说，原点校本分段、标点成就卓著，此次修订主要针对原先的错误或新规定要求作必要的调整。“如果发现点校本有错漏之处，我都会在找到充分的史证后再做修改，没有一处是擅改。” 《魏书》点校本原有校勘记1993条，修订本校勘记增加到了3306条。其中，删去原校勘记90余条，新增校记1400余条，改写旧校450余条，沿用旧校(含依体例改动)1450余条，改动幅度达70%。 何德章介绍，删改、增补校勘记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发现原校误失或不妥当的，或者通过改标点能解释原校疑惑的，对原校勘记进行删除。比如在卷9《肃宗纪》第5条校勘记“冬十月乙卯”下有“《册府》卷一六一载‘正光元年冬十月，遣侍中持节分适四方，观风俗、劳士民、察寃枉失职者’。此纪无。”何德章当时看了就有些疑惑，北魏时“侍中”是门下省长官，不是没有出使的制度吗?经过检核，他发现《册府元龟》中的内容其实是出自《三国志·魏书》的“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册府元龟》把“正元”写成了“正光”，错把曹魏的事当成北魏的事记录，难怪《魏书》中《肃宗纪》无此记录。搞清楚后，何德章便删了这条原校。再如卷16《京兆王继传附元叉传》中写元叉专权，“乃于禁中自作别库掌握之，宝充牣其中”。原校勘记写：“《御览》卷704引《北史》此句‘宝’上有‘珍’字。疑当有此字。但《北史》传本亦无此字，今不补。”而陈仲安点校《北史》时根据《太平御览》补了“珍”字并出校。何德章在修订时认为，“掌握”、“卷握”互训，就是“一把抓得过来”的意思，于是把这句话的标点做了增加和改动，作“乃于禁中自作别库，掌握之宝，充牣其中”。“这么一来，这句话就通顺了，既不需要根据其他书来补字，也不需要出校了。” 二是在发现可以根据其他书的史实改正或者补充史证的时候更改原校勘记。比如卷101《邓至传》原第33条“其王像舒治遣使内附，高祖拜龙骧将军、邓至王。”对此，原校勘记结合《通典》及《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认为元宏时遣使并受封者应该是像舒彭，怀疑“像舒治”下可能有脱文。经过查阅《太平寰宇记》卷81《剑南西道十·松州》，发现书中所引《后魏书·邓至传》比《魏书》这条的记录要详细得多，既可以证明原校正确，又能补充大段佚文，何德章便据此更改了原校勘记。而且，他还发现像舒彭之子在《魏书》中记作“彭旧”，在《太平寰宇记》引作“彭奋”。考虑到繁体“旧”写作“舊”，“奋”写作“奮”，字形相似，必有一误，修订组便将这两处异文也写进了校勘记中。 三是据新材料、新成果修改原校勘记，或者出新校勘记，但对据墓志考定《魏书》的态度相当谨慎。“墓志与基于国史、档案文献而形成的《魏书》，属于不同的系统。”何德章说，“私家所撰墓志，未必比史书更准确。而且，近些年所刊发的墓志缺乏系统的学术整理，难以辨明真假，更应该审慎使用。”在他看来，除了墓志上的生卒年比较可靠，其他如名字(北魏后期人物名字变化巨大)、谥号(北魏末东魏初皇帝变动频繁，一些人物反复追谥、贬谥)、当官经历等都需要反复推敲。所以，他只在传主生卒年、亲属关系与墓志呈现差异时才出校，其他情况则以墓志作参证写入长编，但不写入校勘记。比如《魏书》卷69《裴延儁传》记“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孙也。曾祖天明”。修订本据《北史》卷38《裴延儁传》、《新唐书》卷71上《宰相世系表上》、武泰元年《魏故元氏薛夫人墓志铭》，改“天明”二字单作“奣”。 四是由于点校本“择善而从”没有说明出处的，或者主体部分为点校本失校的，新出校记1400余条。比如卷99《私署凉州张寔传附张天锡传》：天锡“不恤民务，元日与嬖人亵饮。既。□□群臣朝贺，又不省其母。”何德章感到，点校本因为缺了两个字，在“既”字处句断，有些读不通。他据《太平御览》卷454崔鸿《十六国春秋·前凉录》补上了“不受”二字，改作“既不受群臣朝贺，又不省其母”。再如卷103《蠕蠕传附高车传》：“(太祖拓跋珪)亲勒六军从中道，自驳髯水西北，徇略其部……破其杂种三十余落。”修订本根据《通典》卷197、本书卷2《太祖纪》，判断“破其杂种三十余落”之“落”为“部”之讹。 还有些标点本按“择善而从”原则所择文字与底本“百衲本”相异却所择不妥者，修订时直接改回底本，记于修订长编，不出校。何德章说，其实这部分的工作量相当大。比如卷105之四《天象志四》武泰元年条有一句“既而萧宝夤叛于雍州，梁师骤伐淮泗，连兵青土，万姓嗷嗷，丧其乐生之志矣”。其中“连兵青土”一句点校本据“南监本”、“殿本”、“局本”而定，但“三朝本”、“北监本”、“汲本”都写作“连兵责士”。由于原无校勘记，“连兵青土”又文意不畅，何德章不知缘何如是选择。他认为前句有“叛于雍州”、“骤伐淮泗”，似乎“连兵责士”导致“万姓嗷嗷”更通顺;他查阅相关资料，发现梁进军淮泗离青州甚远，且青州当时也无兵事记载。于是，他认为是“南监本”等出错，修订本改从底本作“责士”。 何德章说，对于校勘记的处理，自己必须斟酌再三，“唐先生的旧校不敢随便动，当然每做一条新校记，还是比较兴奋的”。他甚至花了很长时间学习、模拟原校勘记的写法，希望新旧校勘记能够磨二为一。他记得，《魏书》修订本责任编辑王勇审稿时，曾问他其中一条校勘记是不是唐先生撰写的，“我说那是我写的，特别高兴”。 2014年，何德章将修订稿交给中华书局。徐俊说，书局花了两年时间审定、编辑，“修订本前言我们就请了20多位专家审定，其中包括书局的编审和不少外聘的学者”。魏连科说，这与当年点校本“出炉”后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当时点校完并没有请外审专家，“一来唐先生已经是此中的顶尖高手了，二来那时的政治环境也不可能探讨过多”。王勇告诉记者，书局资深编审张文强与他在校对人员通校《魏书》点校本、“百衲本”的基础上，一起审读修订本校勘记。先是两个人各看一半，而后对换，提出修改意见。之后再将《魏书》与校勘记合拢，再分别重新审读正文和校勘记，并与校勘记写作者交换意见。“唐先生的点校本来就很扎实，后来修订组也增加了一些特别精彩的校记，希望能在唐先生点校优势的基础上不断完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