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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卜德(Derk Bodde)⑩ 1934年10月14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 将卜德(Derk Bodde)所著《左传与国语》汉文本重作，一天毕，约四千字。……卜德，哈佛大学派到北平之研究生，来平两年，竟能以汉文作文，其勤学可知。所作《左传与国语》一文，写来已数月，予初托孙海波君改，谢不敏。希白亦谓无办法。予嘱其寄来，今日费一日之力为之，以就稿改削不便，索性猜其意而重作之，居然可用矣。(11) 这篇由顾颉刚根据卜德意思大加改写而成的论文两个月后即刊发于《燕京学报》第16期(1934年12月，第161—167页)。《燕京学报》第16期本来应该由顾颉刚主编，但因为其继母1934年8月去世，顾回杭州奔丧并处理后事，编辑工作交给了燕大国学院同事容庚(希白)。据日记可知，顾颉刚在离开北京前就已收到了卜德的论文，但修改工作一直没能落实，最后只好让容庚把稿子寄到杭州，自己动手来改。 替别人改文章是一件难事，更别说是为一个美国人改中文文章，所以即使是容庚、孙海波这样的国学专家也只好敬谢不敏。但会者不难，顾颉刚居然用一天时间就修改完毕，难怪不无得意，他在这一天日记的最后写道：“我真不懂，别人的本领何其小，我的本领何其大？大约此无他，有胆量敢负责任否尔。”(12)如果没有顾颉刚的胆量和负责，卜德的这篇论文恐怕就无缘《燕京学报》了。 卜德在北京留学期间(1931-1937)曾写过几篇英文文章，但中文文章则只有《左传与国语》，就笔者所知这也是他一生中所写的唯一一篇中文文章。 关于《左传》与《国语》的关系，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提出过一个大胆的看法：《左传》与《国语》本来是一本书，所谓《左传》是刘歆割裂《国语》而成。晚清以来，支持这一观点的有梁启超、钱玄同等今文学者，反对者则有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古文学者。卜德是第一个对此发表见解的美国学者，他认为《左传》与《国语》是两本书。 在这篇文章中，卜德首先从语言层面分析了两书的一个明显差异。他指出： 《左传》最喜欢引《书经》和《诗经》，《书》，它引过四十六次；《诗》，引过二百零七次。但是那部比《左传》分量约少一半的《国语》，所引《诗》、《书》并不止减少一半，它只引了十二次《书》，二十六次《诗》这实在太少了！尤其是《诗》的比例，只有八分之一。况且《国语》引《诗》不但只有二十六次，而在这二十六次之中，有十四次都在一篇里。所以，除了这一篇之外，其余十分之九的书里，只引了十二次《诗经》而已。(13) 对于这个大不相同的情形，卜德认为只有两种解释：“一、《左传》和《国语》所根据的材料不同；二、《国语》的作者对于《诗》学没有深研，或者他对于引《诗》的癖好及不上《左传》的作者。”除此之外，卜德又指出另外一个语言上的差异：“《左传》和《国语》中提到的‘天’字，真是多不胜数。然而‘帝’或‘上帝’两个名词(用作‘天’解，不作‘皇帝’解)，在《左传》中只有八次，而在分量少了一半的《国语》里却已说到十次。‘上帝’不单称‘帝’，《左传》中只有四次，而在《国语》的十次之中，只有一次单言‘帝’，余俱为‘上帝’。”(14)这样大的差别，显然不是偶然的。在分析完语言上的差异后，卜德又分析了两书内容上的差异。 十多年后，顾颉刚仍然没有忘记卜德和他的这篇论文。1947年顾颉刚出版了《当代中国史学》一书，在论述古书年代考订的一节中他写道： 除了《尚书》以外，比较地为中外学者所深切注意的，便是《左传》和《国语》的著作时代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已为晚清今文家所提出而没有解决。国外学者对于这问题有研究的要算高本汉了，他著有《左传真伪考》，从文法上证明《左传》非鲁人作，而《左传》与《国语》确为用同一方言人所作，但决非一人之作品。此外卜德著有《左传与国语》一文，由二书的引《诗》多寡上及用“帝”与“上帝”的多寡上，证明二书原非一物。国内学者对此问题作考论的很多，冯沅君、童书业、孙海波、杨向奎诸先生对此问题都曾作比较研究。……关于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定论，总之，《左传》和《国语》二书决非春秋时代的作品，是可以无疑的了。(15) 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出版后很快成为一部名著，它全面总结了百年(1845-1945)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其中直接提到的外国人不多，且多是日本老牌汉学家，卜德是极少数西方学者之一，这对于一个年轻的汉学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无上的荣誉。 顾颉刚在上文中提到的瑞典学者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是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他的一大贡献就在于创造性地使用纯粹语言学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古籍的校释、考证和年代等问题。他的《左传真伪考》(“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一文最初发表于1926年的《哥德堡大学年刊》上，1927年由陆侃如翻译成中文，于该年10月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胡适曾专门为该译本撰写序言——《〈左传真伪考〉的提要与批评》(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可见中国学者对此文以及高本汉研究方法的重视。卜德在语言层面对《左传》和《国语》进行比较并指出两者的差异显然是受到了高本汉的启发，并继续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除了1934年10月14日有关《左传与国语》一文的记录外，我们还能在《顾颉刚日记》中看到他们两人交往的更多情况： 1933年2月9日：博晨光偕卜德来访。 1934年5月18日：开哈燕社同学会。……今午同席：Sickman、Bodde、Creel、亮丞、文如、煨莲、希白、东荪、予、博晨光(以上客)、司徒雷登。 1935年11月27日：写卜德信。 1936年5月31日：今午同席：毕乃德夫妇、博晨光、海松芬、容八爰、谢强、李瑞德夫妇(先行)、薛瀛伯、起潜叔、卜德、朱士嘉、予(以上客)、邓嗣禹(主)。 1936年6月4日：写卜德信。 1936年6月11日：到西裱褙胡同卜德家吃饭。十时辞出。……今晚同席：福开森、汤用彤、张亮丞、袁同礼、尚有美国人二、予(以上客)、卜德(主)。 1937年3月26日：今午同席：魏道明、富路德、卜德、鞠清远、马乘风、方志浵、予(以上客)、魏特夫(主)。 1937年5月30日：到西大陆春赴卜德宴。……今午又同席：芝生、亮丞、汤用彤、佟晶心、罗文达、尚有西人二人、王继曾、王君、予(以上客)、卜德(主)。 1937年6月16日：到同和居宴客，九时散。……今夜同席：魏特夫夫妇、卜德、刘寿民、汪叔棣、周杲、张铨、林卓园、连士升(以上客)、予(主)。(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