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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17) 作为哈佛燕京社派遣的留学生，顾立雅在北京期间(1932-1936)和燕京大学的不少学者都有交往，其中与顾颉刚的关系尤为密切。《顾颉刚日记》中多次提到顾立雅： 1934年3月8日：今午同席：Sickman、Creel、张东荪、容希白、予(以上客)、博晨光(主)。 1934年5月18日：开哈燕社同学会。……今午同席：Sickman、Bodde、Creel、亮丞、文如、煨莲、希白、东荪、予、博晨光(以上客)、司徒雷登(主)。 1934年5月19日：十时半，上汽车，到西直门车站，乘火车到三家店，遇克利尔夫妇。 1935年1月6日：点顾立雅文，未毕。 1935年2月26日：看顾立雅所作《释天》一文。……写顾立雅信。 1935年6月3日：访顾立雅，亦遇之。 1935年6月17日：到顾立雅处，晤之。……天津女师齐院长来平聘教员，予因以四人荐：闻在宥(国文)、蒙文通(中国史)、顾立雅(西洋史)、顾立雅夫人(音乐)。 1935年7月13日：今午同席：顾立雅夫妇、寇恩慈女士、煨莲、予、元胎、八爰(以上客)、希白夫妇(主)。 1935年10月4日：顾立雅来。 1935年10月5日：写齐璧亭快信，为顾立雅事。 1935年10月14日：顾立雅来。 1935年11月3日：到于思泊，王姨母，福开森，顾立雅四家，均遇之。 1935年11月22日：到顾立雅处，晤其夫人。(18) 从日记中可以得知，顾立雅的《释天》一文是经过顾颉刚审阅后发表于《燕京学报》第18期(1935年12月)的。另外，顾颉刚曾推荐顾立雅夫妇去天津任教，但未果，主要原因应该是顾立雅1935年下半年正忙于写作《中国之诞生》(The Birth of China)(19)一书。 顾立雅在北京期间亲身感受到了古史辨派的巨大影响，作为该派领袖的顾颉刚成为他经常引用的对象。如在《原道字与彝字之哲学意义》(载1933年《学衡》第79期)中，他一开始就引用了顾颉刚关于《尚书》28篇中只有13篇可信的观点，这个观点见诸顾颉刚《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一文(《古史辨》第一册第47篇)，顾颉刚将《尚书》28篇分为三组，认为只有第一组13篇“在思想上，在文字上，都可信为真”。这13篇是：《盘庚》《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20)后来顾颉刚的观点又发生变化，顾立雅有幸亲耳聆听，并记在《释天》一文中：“《古史辨》第一集顾颉刚先生谓《盘庚》为商书中之唯一可信者，至于近年，顾氏之意见已与前日不同。顾氏曾与余言，《盘庚》乃周初人所作，至东周以后曾经学者所修改，则《盘庚》亦非商代文字。”(21) 关于顾立雅和顾颉刚的交往，海伦·斯诺(斯诺夫人)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记录：“顾立雅……对古代和孔子十分崇拜。我记得有一天，我请他和顾颉刚一块吃午饭，因而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顾对研究古代的学术工作毫无敬意。顾颉刚这个批判性的学者是我们在中国结交的最有吸引力的朋友之一，他的思想诚实正直进步——这在中国尤其罕见。”(22)可见顾立雅和顾颉刚之间也有争论，但学术观点上的争论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友谊。 除了以上三位外，和顾颉刚有过交往的美国汉学家还有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1894-1986)和孙念礼(Nancy Lee Swann，1881-1966)。(23)富路特在北京进修期间(1930-1932)曾得到顾颉刚的指点。1938年富路特将顾颉刚《明代文字狱祸考略》翻译成英文出版。顾颉刚的原文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2卷14期(1935年7月)，译文则刊登在1938年12月出版的《哈佛亚洲学报》第3、4期合刊上。富路特在译文第一个注释中说，他感到“遗憾的是不能将翻译的全文给作者过目，否则他一定会指出不少错误来。”(24)孙念礼在北京留学期间(1925-1928)曾就自己的博士论文《班昭传》(“Pan Chao，Foremost Woman Scholar of China”，后于1932年出版)向顾颉刚请教。顾颉刚在1926年5—7月的日记中多次提及孙念礼。(25) 恒慕义、卜德、顾立雅等人是美国第一批专业汉学家，他们都曾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在北京留学，回国后一起开创了美国汉学的新纪元。(26)他们留学的年代正是中国学术的繁荣时代，一大批优秀的中国学者汇聚在北京，其中不少人都曾给予这批美国留学生以指点和帮助，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专业汉学的产生。顾颉刚与这批留学生的交往无疑是最好的例证。此外，这批美国汉学家关于他们北京留学生活的记录很少，顾颉刚的日记(可惜书信均丢失)恰好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中外学者的密切交往也是民国时期北京(中国)学术繁荣的一个显著特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