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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事实证明，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必定会引起人们思想的蜕变。为给西藏社会的进步提供新的精神动力，东噶·洛桑赤列自觉学习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并以此理论对藏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现代哲学与传统意识之间的关系及相互适应、传统的文化意识与具有时代意义的科技文化之间和谐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研究，相继出版了多部对文化现代化、人的思维现代化等具有启发性的论著。他开明的学术智慧，不仅给我们的学术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进取思想。 西藏社会在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及民国时期等不同历史时期，虽然吸收过大量的政治文化观念，但就文化区域、思想区域、地理区域而言，从未跨越过亚洲之外的其他地区。自松赞干布时期到二十世纪初期，佛教成为西藏唯一的文化思维。除了佛教文化和苯教文化以外，再也没有出现过对人的思想方面有指导意义的学说理论。所以，西藏社会只能从一个封建农奴社会沦为另一个封建农奴社会，没有丝毫的发展动力。因此自身生存能力每况愈下，把一切的一切归从于对宗教信仰的敬畏。 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考虑时，藏民族又是一个勤奋好学的民族，每个时代的学者都有义务去认知当前时代的文化思想，并且把推动社会发展作为他们永恒的追求。本文探讨的东噶·洛桑赤列正是一位通过引进新文化思维来推动社会发展事业的一代学术巨匠，是全面接触藏传佛教理论的觉醒的一位学术宗师。他学习并应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对政教合一制度为主的西藏社会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入研究，彻底揭露了阻碍西藏社会发展的根源所在。他高举辩证唯物主义旗帜，以辩证和客观的思维研究分析了西藏社会。所以，他成为西藏近代史上第一位富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教育家及应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第一位学者。 一 正如研究者们叙述的那样，根敦群培是一位极具远见的学者，他不满足于传统文化理论的学习，通过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探讨为现实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样，东噶·洛桑赤列身为佛教理论水平极高的一名格西，不仅全面接受过传统的佛教文化，在掌握其他民族语言的同时，对马列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入学习和研究。东噶·洛桑赤列一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或探讨，实事求是，不被个人宗教信仰的主观意识所左右。他在《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这是第一次尝试撰写较为系统的历史资料，加之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认识还不够，同时有些珍贵的参考资料因外部因素尚未到手，写作环境也不尽如意。所以，对于这份初次尝试撰写短篇资料文献的初稿，自己都觉得不太满意，更不用说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这段话充分说明他认识到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是研究历史事实的基本标准。“社会、经济、文化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通过这种关联去研究各民族的发展历史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因此，我们要结合科学的研究法去研究历史。”他以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信念对藏族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因而其史学著作中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还原主义的历史思维。 东噶·洛桑赤列带着一位学者的良知和明确的研究目标，以辩证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为指导，科学分析各种内涵的文化及历史文献。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对于藏学研究来说，依靠科学和实事求是的方法予以符合事实的结论，万万不可臆断设想、歪曲事实、弄虚作假。这是对包括藏学在内的任何科学领域进行研究的出发点。” 东噶·洛桑赤列的每部著作都是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之观点，实事求是、科学分析的真实写照。因此，我们学习和弘扬他的学术思想并继续分析他的研究成果，不是为了再次评估学术上智慧、现实中觉醒的这位学术宗师的学术成就，而是因为相信它将成为藏族文化全面发展的新动力。 二 一个社会拥有什么样的制度，直接决定着这个社会的性质与发展道路。通过社会制度的建立，能够了解构成其社会的基本要素——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西藏，自产生宗教与政治兼顾的社会制度到宗教观全面统治整个社会领域已有近千年的历史，这样的社会现象在其他民族的文明发展进程中极为罕见。我们研究分析西藏历史文献的记载时发现，当西藏社会实施政教合一制度时，历史的一个事实从未改变，那就是政治隶属于宗教，成为维护教徒各种利益的工具。这也是宗教在最短的时间内在西藏社会的各领域得以盛兴的缘由，同时又是导致政治的文化思维萎靡不振，生产力极度低下，整个社会缺乏活力、停滞不前的最终缘由。 认识、分析并总结那段政教合一制度束缚下的西藏社会的发展史，是面对现实社会、引领社会向前发展的有识之士们义不容辞的职责。作为一名经过两种社会制度的文化人，东噶·洛桑赤列以客观事实为出发点认真研究了西藏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经济制度、政治、宗教，并分析总结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产生和由来、发展过程，深入研究政教合一制度对西藏社会产生的束缚因素，揭示了藏传佛教各教派之间所发生的激烈矛盾其实质是各教派自身利益驱使下的政权之争等问题，为我们后来学术研究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方式。 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东噶·洛桑赤列对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和社会历史事实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果他未曾学习伟大导师马克思的学说理论，不把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为基础和研究方法，那么永远也无法认识政教合一制度的腐朽性，更不会认知政教合一制度对西藏社会发展带来的阻碍作用。 在传统文明和科技文化相结合发展的大时代里，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难以想象的变革，在未来社会里将会更加丰富和多元化。因此，我们探究政教合一制度的弊端，研究和认识东噶·洛桑赤列的学术思想，对现实社会的发展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东噶·洛桑赤列虽然皈依佛门，信奉格鲁派，但是在探究事物之根本时，永远不会被自己的宗教信仰所左右；相反地，他以史为鉴揭露了政教合一制度在西藏的长期统治，导致了社会机制腐朽不堪的真实面目。东噶·洛桑赤列对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弊端的精辟分析，体现出他对历史事实的探究态度、对学说理论的真知灼见、对现实社会的求实务真精神。同时，也足以证明他是一位富有实事求是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也代表着一位学术宗师对建设新西藏事业的真挚热情和赋予的智慧贡献。在高原性缺氧环境及藏传佛教根深蒂固的双重环境下，一般学者很难超越原有的意识形态和新型的文化思维，但东噶·洛桑赤列做到了。他超越了自我传统意识的束缚，开启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大门，当属西藏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三 二十世纪是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的方式朝前迈步和向前发展的一个历史时期。由于两种文化的正面碰撞，对于西藏社会的发展来说，本应该起到促使和变革的作用。但对于沉醉在幻想背后的西藏社会而言，任何新的思维起到的作用甚小。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思维的认同方面有两种趋向，传统意识浓厚的很多学者极力反对一切新的文化思想、新的思维、新的意识、新的研究方法。更有甚者，强烈抵制现代科技文化知识，把它视为阻碍社会正统文明发展的罪魁祸首，批判和制止一切与科技相关的事物发生。 所以从文化碰撞的层面来讲，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西藏社会仍处于朦胧、愚昧、远离科技、远离生产力、远离人类新文明的时期。出现这种大相径庭的新旧文化极端，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了解两种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现代文明的产生，没有现代文明就无法推进现实社会的发展。如果我们不刻意去褒贬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的利弊，正确认识现实问题，并以现实的文化思维去处理的话，新旧文化的传承者之间不会有太多的碰撞和误区。 东噶·洛桑赤列在旧社会传统文化的熏陶渐染中成长，西藏和平解放后开始接触新文化。他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应用现代文化，探索出了一套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思维模式，相继出版了《诗学明鉴》、《西藏各教派斗争史》、《西藏目录学》及《论西藏教育学发展史》等许多论著。他坚信自己的判断力，只有在现代文明的支撑下，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取长补短，从而探索出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文化研究方法，才是研究藏族文化，尤其是使西藏文化走向现代化、西藏社会走向科技道路、西藏人民走向富裕生活的唯一途径。 四 作为一位客观正直的史学研究者，东噶·洛桑赤列创造性地填补了藏族文化领域的诸多空白。他的成名论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重点研究政教合一制度的弊端现象。这部专著通过历史的辩证思维，把藏族历史研究从传统的年代排列，纳入历史哲学的范畴。《论西藏教育学发展史》一文填补了对研究西藏教育学方面的空白，该文对西藏本土教育学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进行了深入细致探讨，通过比较古今中外教育学理论，分析研究了西藏教育学的优缺点，并指明以古为今用、去粗取精、总结经验等方法明确西藏教育的发展方向。在《西藏目录学》一文中，他对目录学的定义、功能、作用及应用等进行研究的同时，把目录学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重点阐述重视和发展该学科的意义，最终把藏文古典文献的传统编目方式与现代目录学相结合，开辟了藏文目录学理论。《论西藏寺院经济问题》一文中，他以极为开明又灵活的研究思维，首次对吐蕃赞普时期和西藏社会进入分裂割据时期以来的寺院经济管理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开创了研究西藏经济与寺院经济的先河。 总之，东噶·洛桑赤列是新旧两种社会制度的见证者，是一位博古通今、人生坎坷而社会阅历丰富的一代学术宗师。源自他智慧的每部著作，体现着作者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基础，洋溢着现代文明的新气息，积累着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研究成果，给现代青年学术研究者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对弘扬、发展民族优秀文化，推进中国藏学事业蓬勃发展，进一步把西藏社会推向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为西藏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