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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衡、王国维对金石学的卓越贡献 金石学虽然初创于北宋，但直至晚清，内容尽管有增加，仍不出摩拓图形、著录铭文、考释文字和名物等微观研究，并无关于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也未从理论上对本学科进行总结。 王国维是利用金石学为史学服务的典范。他充分利用甲骨、简牍、封泥等研究历史，解决了汉长城走向、烽燧布局、屯戍制度、中外交通等诸多问题，尤其是将甲骨文与文献相结合，论证了殷商的存在，将我国信史向前推进了整整一个朝代，重建了古史系统。同时，对纠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辨运动中因过分疑古而导致的历史虚无主义有着积极作用。他曾批评道：“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35]史学研究历来有求真与经世致用，即纯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两途。在国势日蹙、日寇步步进逼的特殊时期，过分疑古可能为敌利用，因此即使平时力主求真的学者也会关注现实，如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即撰《东北史纲》以维护主权。王国维还提出了出土材料与文献相结合的两重证据法，为解决古代文献中史实与传说混而不分的难题提供了正确方法。他的另一个贡献是通过考证殷商的存在而证明《史记》等记载的可信，为后人寻找夏代遗址导夫先路，功不可没。 马衡看到王国维取得的成就后，将这些出土材料纳入金石学范畴，显示了超越侪辈的眼光。他从现代学术的角度进行金石学理论建设，并将金石学与史学研究相联系，从微观考释上升为宏观研究，提高了研究层次。马衡、王国维完善老学科，创立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等新学科，为史学等其他学科悬疑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多的途径和方法。他们使用出土材料进行史学研究，与现代考古学殊途同归，其意义应该得到充分估计。在他们身体力行下，不同学科之间相互影响和促进，使相关学术研究取得了重大进步。这些对今天学术的发展仍有启示。在长达十余年的交往中，王国维与马衡就诸多学术问题频繁讨论，两人既直抒己见、又从善如流的态度，值得今人效仿，也即学者在探索学问的过程中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有利于取得学术成就。 参考文献： [1]李朝远.青铜器学步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378. [2][3][8][13][18][20][23][28][29][30][31][32]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1-3，102-103，8、10，36，129，161，67，221，222，261，267，267. [4]傅振伦.马衡先生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3). [5][15][17][22][24][25][27][33][34]王国维全集(第15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808、823、824、837、810、813、815、828、829. [6]俞建伟、沈松平.马衡传.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43. [7][9][10][11][14][16][21][26]马衡致王国维函.国家图书馆藏. [12]王国维全集(第8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457、458. [19]梁方仲.中国历代度量衡之变迁及其时代特征.中山大学学报，1982(2). （《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