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名片 金冲及，1930年12月生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著名辛亥革命史、民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专家，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金冲及近影。 王斯敏摄   一大早，84岁的金冲及准时出现在自己的办公室。虽然10年前他以74岁高龄离开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岗位，但每周仍要来室里两天，办公兼治学。 在不少研讨会和学术活动上，大家常遇见这位笑容可掬的慈祥长者。他不仅仔细倾听与会者的发言，还乐于用上海口音很浓的普通话向大家报告自己的心得，每次都讲得眉飞色舞，而听者则是掌声雷动。 金冲及从小喜欢历史，受过系统的史学训练，因为服从组织安排，“一辈子改行改大了”，却始终痴心不改。一方面，他“干一行爱一行”，在文献研究、领导人著作编辑的本职工作领域成就卓著；另一方面，他开拓出了属于自己的学术天地——25岁开始在《历史研究》发表文章，29岁合作完成第一部学术著作。《辛亥革命史稿》《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一篇篇见解独到的论文，一部部功底扎实的专著，靠着8小时之外的“业余写作”，他早已著作等身。他时常笑言：“我写的东西中，60岁后写成的居多。”的确，就在今年，《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先后发表了他的长篇论文，让后学钦佩不已。“我还不打算封笔。”快乐耕耘在学术田野上的他对于未来依然壮心不已。 科班出身的历史迷 少年时代的金冲及对历史可谓情有独钟。他清楚地记得，上小学时，自己有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的“历史小丛书”，薄薄的，每一本讲一个历史故事。他常常看得入了迷，至今还能说出许多书名：《威灵顿大败拿破仑》《墨索里尼进军罗马》…… 16岁时，金冲及对历史的痴迷有增无减。高考填报志愿，成绩优异的他决心选择历史专业。亲友和同学得知后，纷纷说他傻——当时历史系毕业生很难找到饭碗，更不要说什么荣华富贵了。 没有什么阻挡得了他的决心。北京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史地系、金陵大学历史系、东吴大学化工系，金冲及一口气在四个志愿里填了三个历史系。考试结果，除了北大，其他三所大学都给他寄来了录取通知书，他选择了复旦大学史地系。虽然当时与北大失之交臂，但数十年后，金冲及却成了北大的兼职教授，带出四个博士研究生，也算圆了青年时期的北大梦。 1947年秋，金冲及如愿进入复旦大学史地系。那时候，生活书店的“读者之家”是他最爱去的地方。捧本书坐在僻静的角落，往往一读就是一整天。“眼看着国家和社会的状况一天天坏下去，我急切地寻找着解决的办法。邹韬奋的书给了我很多启发，他思想进步、文笔好，作品非常适合年轻人阅读。”金冲及又陆续读了艾思奇、胡绳、华岗等学者的一些著述。当《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油印本悄悄流传时，他出于好奇找来阅读，谁料一读便再也放不下。“我被深深打动了。突然间觉得心明眼亮，本来乱糟糟的脑子一下子变得井井有条……”阅读、思考、观照社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他头脑中渐渐扎下根来。 时局很快动荡起来，金冲及再也无法安心读书了。国民党政府独裁腐败，特务横行，整个社会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各地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受到当局的残酷镇压。面对此情此景，一个有正义感、有血性的年轻人怎能不闻不问、埋头读书？“如果国家和民族没有前途，什么个人理想和出路都谈不上。”金冲及决定：走出书斋去！投身到火热的爱国民主运动中，接受革命的洗礼。 1948年1月，金冲及参加了复旦学生支持“同济大学抗议校方大批开除同学而进京请愿”活动，在现场目睹了反动军警对学生的残酷镇压：“我亲眼看到，国民党军警的马队冲进四平路上密集的学生群内，用马刀乱砍……”他深感痛心，义愤填膺，不久，便秘密加入了梦寐以求的中共地下党组织。 这年8月底，作为一名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组织者，他果真陷入险境了。 “国民党政府特种刑事法庭拿着名单到学校抓人，里面就有我的名字。根据党组织的要求，我在外面躲了几个月，不能出去，也无法参加活动。不过，利用这些时间我也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更加坚定了信仰。”金冲及总是能看到事物的光明面。 日子在抗争和盼望中过去，终于喜迎新中国诞生。1951年，金冲及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先后担任学校团委书记、教学科学部副主任等职。就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令他毕生钦佩不已的人——时任校党委书记杨西光。 “杨西光在复旦的日子里，我同他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的培养和教育使我终生受用。”杨西光在复旦大学当了七年党委书记，不久又兼任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有人曾问他，你那么多事，怎么忙得过来？他回答：“我在复旦有两个人，虽然各有自己的工作岗位，但一切服从我的工作需要：一个是季宝卿（后成为杨西光夫人），一个是金冲及。” “我主要是做文字方面的工作。每年他只有大年初一放我一天假，年初二就一定把我叫到他家去，布置工作。有一次，他把我叫到他宿舍去起草一个报告，交待完了说：你到我卧室旁的小房间去写，什么时候写完了就什么时候叫醒我。我写到下半夜两三点钟，写好后马上叫他。他‘啪’地一下就从床上跳下来，脸都不洗就戴上眼镜审阅修改文稿。这种严格训练对我实在很有好处。”几十年前的事，至今历历在目。 在复旦的头两年，金冲及的主要精力都花在繁重的行政工作和组织活动上。杂事很多，他却做得卖力，时常在一千多人的礼堂里作动员报告，“连话筒都没有，全凭嗓子喊”。“革命工作，总是要以组织安排为重，不能光想着个人的喜好。”正是这个质朴无华的信条，让金冲及毫无怨言地坚持了下来。 机遇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不久，学校鼓励有条件的党政干部在系里兼课，“双肩挑”。于是，从1953年起，金冲及走上讲台，讲授中国近代史。先是给新闻系讲，以后给历史系讲，一讲就是十几年，1960年起又带了5个研究生，算是“副业生产”。他也因此一度成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学工作量最大的教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