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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几乎都出在8小时之外” 很长时间内，史学研究对金冲及而言成了“副业生产”，有时几乎只能算“业余爱好”，主要工作只能在晚上八九点钟以后和节假日做，“成果几乎都出在8小时之外”。 他发表的第一篇史学文章《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就是如此。“写那篇文章，主要是因为胡绳1954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的文章，影响很大。他主张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中国近代史中划分时期的标准。我那时教这门课已经一年多，觉得分期标准应该把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状况结合起来考察，这两者是一致的。春节时，我在办公室里值班，就写了一篇比较长的意见寄给《历史研究》编辑部，没想到1955年第2期就作为论文发表了，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 金冲及当时倾注心力最多的辛亥革命研究则开始于一场研讨会。1961年，他和好友胡绳武一起到武汉参加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那时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极少，“复旦不算闭塞，但我们还是第一次参加这种会议。回来后，就决心共同写一部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史稿》”。 到1963年，第一卷已经写完，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但当时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只好搁置下来，没想到这一搁就是18年。 在文物出版社工作的后期，“四人帮”垮台了，金冲及又利用晚上和节假日时间，和胡绳武一起，把尘封多年的《辛亥革命史稿》重新捡起来，修改第一卷，续写第二至第四卷。第一卷在1981年出版，全书于1991年出齐，共140多万字。 1961—1991，整整30年，需要怎样的毅力与坚守！“确实很苦。当时有的同事好心劝我没事就不用来上班，专心在家写作。我坚决不肯，只能自己下了狠心，咬紧牙关，走不到爬也得爬到，到60岁时终于完成了。” 时间从哪里来？金冲及有一套节约时间的法门：一是不串门，二是不看电影、电视连续剧。他的朋友众多，但大家聚会很少，“好朋友一年见一次面就差不多了，见面谈的也大多是学术问题。好在大家知道我不是对别人冷漠，也就不太怪我”。他说自己其实挺爱看电影，不过算下来那时一年也就看了一两部。 有限的时间怎么用？金冲及说：“要经常掂量和盘算，不能走到哪里算哪里，要不断总结，提高工作效率。用心和不用心，结果大不一样。” 正因为时间紧，才格外珍惜，分秒必争。金冲及理发时总要看书。“舍不得浪费这20来分钟，这给理发师傅带来不便，常挨他们责备，就是改不了。” 唐山大地震的第二天，北京暴雨倾盆，地震棚还没有盖起来，大家只能顶着一块塑料布在空地上闲呆着。金冲及觉得反正干不了别的，就找出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埋头阅读起来，结果成了当时“一景”。“家里人现在还时常拿那时候的情景笑话我。”他微笑着告诉记者。 因为肯挤时间、从不松懈，无论公务如何繁忙，金冲及总能拿出引人注目的成果。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后，他先后推出《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等；主编《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等并参与编写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还担任了电影故事片《周恩来》、电视连续剧《长征》《延安颂》等的总顾问。他还多次参与中央重要文献的起草工作，“这对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了解改革开放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发展，有很大帮助。” “前不久收到老金刚发表的文章，这么多年来他有新成果都会给老朋友寄一份。他都八十好几了还笔耕不辍，让我们很感佩。因为担负的工作多，他大部分著作是60岁以后完成的，这恐怕是学界比较少见的，也值得搞研究的人好好学习。”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沙健孙说，自己很佩服金冲及的那股子韧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