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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一行，爱一行” “有的同志喜欢感叹：我都四十、五十啦，似乎没有多少可干的了，显得很沧桑。我常常对他们说，人生治学，五十岁也许才刚开场。”金冲及说自己“一辈子改行改大了”，从学校行政工作到大学教师，再到文物出版社，等到最后一次改行进入中央文献研究室时，已经五十岁了。 在复旦大学工作14年后，1965年，金冲及奉调至文化部，在政策研究室工作。他说，那时候思想倒真是有些矛盾：一心想搞专业研究，自然不想进机关工作，而离开上海到北京也并不适应。但，组织观念还是占了上风，他选择了服从。 到北京后，和在复旦时不同，虽然白天也忙，但晚上和假日的时间大体上能由自己支配，“我又没有其他业余爱好，正好可以多读一点自己想读的书”。正当金冲及渐渐“找到感觉”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1968年1月的一天，一辆汽车停在了文化部宿舍门口。下来几个人，把一头雾水的金冲及架上车、送到火车上，押回复旦学生宿舍关押起来。这一关，就是整整一年。 “当时复旦的造反派说找我‘外调’，直到12月才把我押回北京，同时带去一份材料。后来才知道，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学生中的一个军统特务（当时已判无期徒刑）凭空捏造，说我在1948年被告发是地下党员后就成为特务组织‘学运小组’成员。” 针对这件事的审查又延续了四年，其中三年，金冲及被关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受审查、种水稻，没能同家人见面。五年中，除了写交代材料和检查外，他没有机会写其他文章。 “那些年不但不能随便同别人讲话，甚至连书也看不成，一拿起书就有人来训斥：‘怎么，没事了？不考虑考虑问题？’这大概是我人生中最为苦闷的一段日子了。”说起那段往事，一向乐观的金冲及深深地叹了口气。 幸好一位赏识他的老领导伸出援手。1972年冬，金冲及被调到文物出版社，先是当副总编辑，后来担任总编辑。 “对文物一窍不通，怎么办呢？”金冲及开始“补课”，从最基础的学起。 “人们常说要当小学生，我是用幼儿园‘看图识字’的办法来学习的。刚接触青铜器时，连同为三条腿的鼎和鬲也分不清，就找些图片看，在心里猜，再对说明，才搞明白它们的区别：鼎的腿是实心的，鬲的腿是空心的……”为了辨识文物，他经常去博物馆看实物，也跟着到考古发掘现场去看，学了不少东西。 改行后，金冲及不仅比较系统地补充了考古、青铜器、陶瓷、古建筑、书画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还用一年多时间读完了《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接着又读二十四史，几年内读了14部史书。 1983年初，一纸调令又将金冲及调往中央文献研究室，这时他53岁。 第一件工作是主编《周恩来传》。又一次步入新的领域，“从石器时代一下子转到党的历史，时间跨度几千年，有些现在看来是常识的事那时也不知道，一时之间又有些摸不着头脑”。金冲及只有放下没来得及读完的二十四史，下决心再次从头学起。 好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有汗牛充栋的档案可以查阅，53岁的金冲及仿佛找回了在学校时一头扎进图书馆书库的感觉。他如饥似渴，开始了对党史的学习和研究。 “或许正是不断进入新的领域带来的广泛涉猎令我眼界比较开阔，思维比较活跃。”对于不断“改行”，金冲及有自己的看法，“人生不但要读书，也要有社会阅历和实际工作经验。阅历和经验同样有利于历史研究。因为历史本身就是由人的生活组成的。” “这些经历给了我一点体会：无论把你放在什么岗位上，即便不是你熟悉的或不是原来所期望的，只要全力以赴地投入，改一行，爱一行，都会学到一些东西，有不小的收获。”金冲及感触颇深，“如果环境不顺心就应付了事或者怨天尤人，结果徒然浪费了时间，一无所获，那才是最不值得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