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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新问题·新方法——域外汉籍研究三阶段 作者简介：张伯伟，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朝笔谈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4AZD078)的阶段性成果。 在19与20世纪之交，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几件大事：1898年，马建忠根据西洋语法理论，完成了《马氏文通》，中国有了第一部语法书；1899年，在河南安阳发现了殷商甲骨文；1900年，在甘肃敦煌发现了大量六朝至唐代的写本。其后，随着北京大学国学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中国学问的研究取得很大的进步，终于完成了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形成了一时的新风气。用周法高先生的概括：“二十世纪以来对中国学问的研究，和清代的学术研究有着基本的不同，那就是利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来研究的结果。”①如果要追溯这个概括的源头，可以举出陈寅恪对王国维学术典范的三点总结，以及傅斯年揭橥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三项旨趣。在“三新”之中，人们最为重视的是“新材料”，据王国维的概括，有殷墟甲骨、流沙坠简、敦煌文书、内阁档案、四裔遗文。其中包括两类：一是地下的不为人所知的全新材料；一是既在的不为人所重的边缘材料。 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中国学术界纷纷举办研讨会，也追问过这样的问题：新世纪还会发现什么样的新材料？除了地不爱宝，会继续有出土材料以外，我曾经作过这样的回答：域外汉籍。我认为，这批新材料所展现的是新世纪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其价值和意义完全可以和20世纪的新学问——敦煌学作类比，甚至有以过之。②在时间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今天，域外汉籍研究方兴未艾，相关成果不断涌现，恰好证实了当年的推断。 中国学术界对于新材料的兴趣向来是浓厚的，新材料的发掘和运用，本来也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基本力量之一，此可谓世界学术史上的通则。19世纪“科学史学之父”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赋予历史“只是想说明事情的本来面目而已”的新问题，并且强调对“史料的每一页都必须经过严格考证”的新方法。同时，他对史料的采撷也提出了崭新的原则，“是回忆录、日记、信函、外交报告、当事人的原始记录”，而其他类型的史料“则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即是从上述第一手史料中直接推演出来的，或是与上述史料一样具有某种第一手的性质”。③把材料、问题、方法三者融为一体，他终于把“历史主义构建成一种精神上令人高山仰止的事物”。④然而新材料总是层出不穷，也是个人力量难以全盘控制的，即便像兰克，“他对于希腊和罗马铭文的巨大汇编与考古学提出的证据，一无所知”，这导致了他的《世界史》前两卷是其所有著作中“权威性最差的作品”。⑤20世纪六十年代从美国开始兴起的新文化史浪潮，不仅在史学观念上反对年鉴派的宏大叙事，其问题意识也往往集中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为了探索这些问题，使用的方法又必然是跨学科的。由此可见，新材料必须和新问题、新方法结合在一起，才能够达成学术重建或典范转移的结果。卡尔·贝克尔的《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强调，18世纪法国的哲学家们，虽然“砸烂了圣·奥古斯丁的《天城》，只不过是要以更行时的材料来重建它罢了”。⑥换句话说，即便使用了“更行时的材料”，即所谓新材料，但问题意识照旧，思维模式照旧，重建起来的依然是一座中世纪的旧城。这一论断在盖伊的《启蒙运动》书中受到强烈而有力的质疑。我要说的不是这两本书的优劣，而是想指出，在现代学术史上，用新材料建构旧房子的情况并不罕见，假如我们有幸遭遇新材料，却不幸建构成旧房子，其令人悲哀的程度甚至远过于无缘新材料。 历史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读书人，用汉字撰写了大量文献，其涉及范围几乎与“国学”相当。这些材料构成了长期存在于东亚世界的“知识共同体”或曰“文人共和国”，既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也提供了在理论上和方法上继续探索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域外汉籍研究大致会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作为“新材料”的域外汉籍，主要是文献的收集、整理和介绍。第二阶段是作为“新问题”的域外汉籍，主要是就其内容所蕴含的问题作分析、阐释。第三阶段是作为“新方法”的域外汉籍，针对文献特色探索独特的研究方法。目前的总体状况，大概在一二之间，少数论著在二三之间。当然，所谓“三阶段”，只是就其总体趋向而言，其中必定有所交叉，并非取代关系。 既然是新材料，就必然涉及对文献的收集和考辨。研究域外汉籍，其基本观念就是把所有的汉籍文献当作一个整体，也因此要把所有的研究文献当作自身工作的前提。对文献的考辨，应该以这样的观念为指导。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汉学界受到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开始了对东亚妇女史的研究。九十年代的学术界又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女性在历史上的社会角色展开较为细致的研究。与“新文化史”的研究相呼应，其研究课题日益细化，研究立场也日益多元。这样的研究热潮，也激发了对于相关文献的收集和整理。然而女性作品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真伪，所以在整理过程中，对作品真伪的考辨就显得极为重要。20世纪初朝鲜安往居辑评《洌上闺藻》，其序云：“自古东华妇人诗类多赝作，在中华尤甚，以其诗界博而赝界亦博也。然而在朝鲜，亦不无赝弊。”⑦这里的“东华”指的就是“东国”和“中华”。比如赵正万(1656-1739)于肃宗三十年(康熙四十三年，1704)编纂其家集《嘉林世稿》，以高祖母李玉峰之《玉峰集》附于卷末，共三十二篇。其中十一篇出于《列朝诗集》，经考证，至少有八篇是他人之作；另外二十一篇中，至少有三篇是他人之作。⑧在域外汉籍文献的收集整理中，我们往往会以域外文献中载录的中国人不见于本集的作品当作其佚文佚诗，同样，也往往容易将中国文献中载录的域外人不见于本集的作品当作其佚文佚诗，其实是需要非常慎重的。 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今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抄本《韩中故人男女诗词文》，第一篇为署名崔致远(857-？)的《檄黄巢文》，第二篇署名成川妓芙蓉(约1800-1860)作，此诗亦见载于金镐信编《古代名妓芙蓉集》，题名《秋水金芙蓉女史相思诗》，抄本《玉板宣纸锦谱云楚诗》题作《以蓂叶赠别诗》，大致可以拟定为金云楚(芙蓉)之作，此后若干作品皆不署名，计有《八峰山诗》、《娚妹问答耳》、《灯诗》、《浮碧楼诗》、对联和失题诸作，以及《盘蛇藏头诗》，再以后便是申光洙(1712-1775)的《登岳阳楼叹关山戎马》等作，皆署名。因此，难以确定的就是《八峰山诗》以下不署名之作，从风格来看，与云楚作品颇为相合，但也不能贸然将其归于云楚名下。当然，如果能够确定第一首《八峰山诗》非云楚之作，则以下作品亦皆可排除，兹考订如下。诗云： 山山/花寺/山落始山/猿茂来鸟/山抱林寻含山/竹树吟退虫行/山箒清阴影月筛山/水绿沉沉片片行云 读法如下： 山寺始来寻，山花落茂林。山鸟含虫退，山猿抱树吟。山行筛月影，山竹箒清阴。山云行片片，山水绿沉沉。 此诗除了在《韩中故人男女诗词文》中外，不见其他文献，因此，要判定其归属，颇为不易。然而在朝鲜去往日本的通信使遗墨中，我们发现了这首诗，即郑大峰所书《咸镜道八角山诗》。原件为纸本，宽30.5厘米，长40.0厘米，上款是“朝鲜国咸镜道八角山诗”，落款是“朝鲜国郑大峰书”，现为韩国学者李元植教授收藏，见李氏《朝鲜通信使》书影。⑨全诗如下： 山山/中寺/山多始山/水翠来云/山绿林寻飞山/猿沉沉片片鸟/山抱树吟返虫含山/路更幽深去不将人 读法如下： 山寺始来寻，山中多翠林。山云飞片片，山水绿沉沉。山鸟含虫返，山猿抱树吟。山人将不去，山路更幽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