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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异文和语序的差别，但明显属于同一首诗。有关郑大峰的生平资料，我未能查到，因此无法确定其生活的年代。但朝鲜时代自宣祖四十年(1607)到纯祖十一年(1811)，先后向日本派出十二次通信使团。即便以郑大峰是最后一次使团中的成员，那一年的云楚也只有十一二岁(云楚约生于正祖二十四年，1800)，而此诗已经广传于世。所以，这首题为《八峰山诗》或《咸镜道八角山诗》的作品，也就不可能出于云楚之手。这样来看，就能够排除那些未署名的作品与云楚的关系。再比如方惟仪《古今宫闺诗史》收入了一篇高丽权贤妃的《宫词》，此书在十九世纪初已传入朝鲜，后来朝鲜人编《李朝香奁诗》，开篇第一首就是权贤妃《宫词》。而实际上，此诗作者是明宁献王朱权(臞仙)。又如江户时代的龟井少琴(1798-1857)是当时著名的才媛之一，与丈夫雷首以诗相交，成为福冈地区广泛流传的美谈。荒木矩更指出：“其与雷首赠答五绝，最为脍炙人口”。⑩而这一“脍炙人口”的赠诗，实本于五十年前一个朝鲜通信使团成员挑逗日本女子的作品，事见《通航一览》。(11)再如《列朝诗集》闰集载许篈《感遇》“君好堤边柳”一诗，实际上也是明代朱诚泳的《古意》，见《小鸣稿》。这些例子一再表明，从事东亚文献的辑佚、考订工作，具备汉文化圈的整体视野，全面把握汉文献的各类史料是非常必要的，也因此是一项艰难的学术工作。但以中国学术界呈现的基本面貌来看，在已出版的域外汉籍资料的收集整理中，显然是重收集轻考辨。有的出版品甚至连收集都谈不上，直接把在韩国或日本已经出版的现成著作，或稍加变换，或照样影印，煌煌巨制，炫人眼目，用来沽名牟利，败坏风气，已成为今日学术界之一蠹。 八十五年前，陈寅恪(1890-1969)先生讲过一段著名的话：“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12)对于这段人们耳熟能详的话，学界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新材料”而忽略了“新问题”，如果缺乏“新问题”，即便有无穷的“新材料”，也形成不了“时代学术之新潮流”。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新问题，新材料照样会被糟蹋。 新问题从何而来？当然离不开文献的阅读。但问题的提出也有一个契机，可以从不同文献的比较而来，也可以由西洋学术的刺激而来。 熟悉禅宗史的人都知道，唐代虽然有南北分宗，但在南宗内部尽管有五家分灯，却没有多少对立和冲突。然而宋代禅林宗派意识较强，禅宗内部的争斗(当然也有融合)比较激烈，经过一番较量，到了南宋，基本上就是临济宗和曹洞宗并传，而以临济宗的势力尤为壮大。在中国，其争斗一直延续到清代。(13)而在日本，荣西(1141-1215)和道元(1200-1253)分别从南宋将临济宗和曹洞宗传入，同时也将两者的争斗带入。由于临济宗的影响多在幕府将军，曹洞宗的影响多在民间层面，故有“临济将军，曹洞土民”之说。当我们阅读日僧廓门贯彻(？-1730)《注石门文字禅》，并了解其生平之后，自然就有产生如下问题：一个曹洞宗的门徒怎么会去注释临济宗的典籍？这个问题并非强加，廓门贯彻在书中就曾设一道友疑问：“师既新丰末裔，讵不注洞上书录而钻他故纸乎？”(14)“新丰末裔”指曹洞宗徒，“洞上书录”指曹洞宗典籍，“故纸”在禅宗的语汇中，不仅是旧纸，而且是脏纸，(15)这里用来代指临济宗著作《石门文字禅》，表达的是同样意思。如果结合廓门之师独庵玄光(1630-1698)的描述：“今日日域洞济两派之徒，各夸耀所长，更相毁辱。”“两派之不相容，如水火之不同器。”(16)廓门的学术眼光和宗派观念就更需深究，其学术渊源如何？其观念的产生背景如何？其学术意义又如何？都是值得探讨的新问题。 中国传统的书籍史研究，基本上限定在物质和技术的范围内，比如从龟骨、钟鼎、绢帛、竹木到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从泥活字、木活字到金属活字，从石印本到机器印刷到电子印刷等。钱存训(1910-2015)的研究堪称典范。但法国年鉴学派大师费弗尔(Lucien Febvre，1878-1956)和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在20世纪五十年代末《印刷书的诞生》(L'Apparition du livre)的问世，开启了书籍的社会史研究途径。八十年代以来的欧美学术界，人们越来越普遍地认识到，“书籍史是一门重要的新学科，是一种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方法研究人类如何沟通和交流的学问”，“人们的想法和观念是怎样通过印刷品得到传播的，阅读又是怎样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17)取这样的问题意识反观东亚书籍史的研究，以往的工作偏重在汉籍的“东传”或“回流”，主要还是落实在文献学的研究，日本学者藤塚邻(1879-1948)、大庭脩(1927-2002)的研究可为代表。在西洋书籍史研究的刺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如下问题：在东亚的书籍传播历史上，同样一本书，发生了多向的流动，而在流动的过程中，也不断被增添或减损。无论是亲眼所见的直接阅读，还是口耳相传的间接阅读，都可能形成某种公众舆论，并导致群起关注的结果。我把这种现象称作“书籍环流”，它包含了书籍本身在传播中的多向循环，书籍内容的阅读、接受并反应的互动，以及由此引发的观念和文化立场的变迁。书籍“环流”是东亚书籍史上的一个常见现象。以文学类著作而言，如宋代的《唐宋分门名贤诗话》、《诗人玉屑》，朝鲜时代的《清脾录》，日本江户时代的《全唐诗逸》等书，都是较为典型的例子。因此，注重书籍环流的研究，也正能够切入东亚书籍史的实际。 需要更进一步指出的是，由于文献特征的差异，在探索书籍史的问题时，西洋学者感到棘手的困难，在我们可能顺利解决；西洋学者未曾注意的方面，或许可以得到有效的弥补。比如书籍史研究中的一大难点是阅读，之所以难以深入展开，既是因为西洋的相关存世文献不足，也是因为他们研究中忽略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间接阅读。可是反观东亚的汉文献，不仅极为丰富，在17世纪之前举世无双，而且据有的学者估计，在18、19世纪，中国的抄、印本总的页数，比当时世界上用一切其他语言文字集成的页数总和还要多。(18)如果把东亚的汉籍也一并考虑在内，这样的估计无论如何也不会是过分的。加上达恩顿等人对于阅读的研究，将重点放在了直接阅读，无视间接阅读，因此，加上已有的文献不足的困难，有关阅读的研究就更加难以有效展开。而实际上，间接阅读或误读误传，其产生的影响有时大于甚至远远大于直接阅读。兼顾间接阅读，就会发现一个新的文献来源，并有助于问题的探讨和解决。这一类问题，就是由西洋学术的刺激引导出来的。 问题的大小各异，虽然都值得处理，但“拈大题目，出大意义”(19)不仅在创作上而且在学术上也同样重要。那么，面对今日学术界，什么是我们的“大题目”呢？阮元曾说：“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20)回顾百年以来东亚学术的发展变迁，现今的最大问题，就是反省西方学术对于东亚学术的影响和改造，它集中在方法的问题上。当然，由于认知角度和追求目标的差异，这也只是就我个人所能认识和把握的范围而言。百年前，东亚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期间，在“方法”的问题上，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向欧美学习。其中日本走在最前列，东洋史学家桑原隲藏在20世纪初说：“我国之于中国学研究上，似尚未能十分利用科学的方法，甚有近于藐视科学的方法者，讵知所谓科学的方法，并不仅可应用于西洋学问，中国及日本之学问亦非藉此不可。”不仅如此，整个东方学的研究莫不皆然：“印度、阿拉伯非无学者也，彼辈如解释印度文献及回教古典，自较欧洲学者高万倍，然终不能使其国之学问发达如今日者，岂有他哉，即研究方法之缺陷使然耳。”(21)胡适当年读到此文，乃高度赞美曰“其言极是”。(22)中国学者看待日本的汉学研究成果，也取同样眼光。傅斯年在1935年说：“二十年来，日本之东方学之进步，大体为师巴黎学派之故。”(23)日本学者看中国学者的成绩，也着眼于此，狩野直喜在1927写的《忆王静安君》中说：“正确理解西洋的科学研究方法并用于中国学问之研究，是王静安所以成其为卓越学者之故。”(24)这样的看法和主张，在当时的东亚形成了一股新潮流。真正独立不迁，在研究方法的探讨和实践上有所贡献的，只有陈寅恪堪为典范。他1932年说：“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旧派失之滞……新派失之诬。”(25)1936年又说：“今日中国，旧人有学无术；新人有术无学，识见很好而论断错误，即因所根据之材料不足。”(26)这里的“学”指材料，“术”指方法。旧派乃抱残守缺、闭门造车之辈，新派则据外国理论解释中国材料，并标榜“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在陈寅恪看来，“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27)体现的正是立足中国文化本位而又放眼世界的学术胸怀和气魄。综观陈寅恪在研究方法上的探索，他实践了“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历史经验，既开掘新史料，又提出新问题；既不固守中国传统，又不被西洋学说左右。在吸收中批判，在批判中改造，终于完成其“不古不今之学”。(2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