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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域外汉籍的研究而言，我曾经提出“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试图在方法论上有所推进。“汉文化圈”可以有不同的表述，比如“东亚世界”、“东亚文明”、“汉字文化圈”，等等，作为该文化圈的基本载体就是汉字。以汉字为基础，从汉代开始逐步形成的汉文化圈，直到19世纪中叶，积累了大量的汉籍文献，表现出大致相似的精神内核，也从根柢上形成了持久的聚合力。以汉字为媒介和工具，在东亚长期存在着一个知识和文化的“文本共同体”，也有一个“文艺共和国”。尽管从表面构成来说，它似乎是一个松散的共同体，但实际上是有一条强韧的精神纽带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值得重视的是，这样一个共同体或共和国中的声音并不单一，它是“多声部的”甚至“众声喧哗的”。(29)如果说，研究方法是研究对象的“对应物”，那么“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的提出，与其研究对象是契合无间的。 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以我目前思考所及，大致包括以下要点：其一，把汉字文献当作一个整体。即便需要做分类，也不以国家、民族、地域划分，而是以性质划分。无论研究哪一类文献，都强调从整体上着眼。其二，在汉文化圈的内部，无论是文化转移，还是观念旅行，主要依赖书籍的“环流”。人们是通过对于书籍的直接或间接的阅读或误读，促成东亚内部的文化形成了统一性中的多样性。其三，以人的内心体验和精神世界为探寻目标，打通中心与边缘，将各地区的汉籍文献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寻求其间的内在联系。其四，注重文化意义的阐释，注重不同语境下相同文献的不同意义，注重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不同时段上人们思想方式在变化中的一致。诚然，一种方法或理论的提出，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进行完善、补充和修正，其学术意义也有待继续发现、诠释和阐扬，因此，我期待更多的学者能够加入到探索的行列中来。我还是要说，在进行自身的理论和方法的建设和探索时，应该坚持以文本阅读为基础，通过个案研究探索具体可行的方法，走出模仿或对抗的误区，在与西洋学术的对话中形成。在今天的人文学理论和方法的探求中，套用西方固不可为，无视西方更不可为。我们的观念和方法应该自立于而不自外于、独立于而不孤立于西方的学术研究。 注释： ①周法高：《地下资料与书本资料的参互研究》，吴福助编《国学方法论文集》上册，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再版，第126页。 ②笔者曾于1999年11月和2002年9月在北京和西安参加过两个会议，在会后的综述报道中曾提及我的意见。参见高建平《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面临的挑战——“新世纪文学学术战略名家论坛”综述》，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第148—154页；李芳民《展望、回顾与探索——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高层论坛综述》，载《西北大学学报》第33卷第4期，2003年11月，第171—175页。 ③兰克：《〈拉丁与条顿民族史〉导言》，载于罗格·文斯(Roger Wines)编《世界历史的秘密：关于历史艺术与历史科学的著作选》，易兰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9页。 ④罗格·文斯：《世界历史的秘密：关于历史艺术与历史科学的著作选》“导言”，第20—21页。 ⑤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08页。 ⑥卡尔·贝克尔：《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何兆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 ⑦张伯伟主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下册，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1919页。 ⑧参见《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上册，第56—58页。 ⑨李元植：《朝鲜通信使》，韩国民音社1991年版，第374页。 ⑩《大日本书画名家大鉴·传记上编》，日本第一书房1980年版，第143页。 (11)《通航一览》第3册，日本国书刊行会1913年版，第321页。 (12)《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13)参见陈垣：《清初僧诤记》卷一“济洞之诤”，《励耘书屋丛刻》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1982年版，第2407—2444页。 (14)《跋注石门文字禅》，《注石门文字禅》下册，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727页。 (15)比如，唐代的德山宣鉴禅师把佛教经典比作“鬼神簿，拭疮疣纸”(《五灯会元》卷七)，宋代兴化绍铣禅师说：“一大藏教，是拭不净故纸。”(《五灯会元》卷十六)唐代古灵神赞禅师更说：“钻他故纸，驴年去！”(《五灯会元》卷四) (16)《独庵玄光护法集》卷二《自警语》上，日本驹泽大学图书馆藏本。 (17)罗伯特·达恩顿：《书籍史话》，载于《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5页。 (18)参见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6、362页。 (19)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八“江藩论词”条，载于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23页。 (20)《十驾斋养新录序》，陈文和编《钱大昕全集》第七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21)《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J.H.C.生译，原载《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此据李孝迁编校《近代中国域外汉学评论萃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9—80页。 (2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2册1917年7月5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页614。 (23)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原载《大公报》1935年2月19、21日，此据《近代中国域外汉学评论萃编》，第307页。 (24)『王静安君を憶ふ、』，原载『艺文』第十八年第八号(1927年8月)，后收入其『支那学文薮』，みすず書房1973年版，第370頁。 (25)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附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页。 (26)卞僧慧：《陈寅恪先生欧阳修课笔记初稿》，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二十八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页。 (27)《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18页。 (2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2页。 (29)日本学者高桥博巳(Takahashi Hiromi)撰有『東亚文艺共和国』(『东アジアの文芸共和国—通信使·北学派·蒹葭堂—』，新典社2009年版)一书，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上述意义。不足之处在于：一、中国的缺席；二、声音的单一。事实上，这样一个“共和国”内部是相当复杂的。 （《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