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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以纪传体为核心的史传写作，是中国重要的学术传统。钱基博一直坚持史传体例的创作，留下几百万字的学术成果。探讨钱基博史传写作的学术来源、贡献和局限性，有利于明晰其学术的得失利弊。综合来讲，其史传有三个学术来源，分别是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韩愈等人的碑传思想和方志中的人物志目。在学有根基的基础上，钱基博通过体悟传统文论和文法，文心中求史通，为学术界贡献良多。传统史传有自身局限，一事散存于多人记述，很难完整呈现历史的因果本末，钱基博史传创作也未能避免。 关 键 词：钱基博/史传/碑传/文心/史通 作者简介：刘大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民国时期，学术界呈现着丰富多彩的面貌，求新与保守之间存在壁垒。钱基博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学贯四部，擅长集部之学，是传统学术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一直坚守着传统学术的核心理念，希望在继承中有创新，对一味趋新提出尖锐批评。如何继承传统学术，如何建立现代学术，又如何实现二者之间的对接，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重新反思这些学术上的根本性问题，不妨从探讨民国学术人物的个案入手。 钱基博的史学类和与史学类相关的著作基本都用史传写成，可以说史传创作贯穿其一生，留下几百万字的学术成果，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特色。按照类别划分，钱基博的史传著述可划分为碑传、志传和文学史传三个部分。碑传部分包括各类传记、行状、铭表、祭诔、碑记等，集中收进《钱基博集·碑传合集》和《钱基博集·潜庐诗文存稿》；志传包括《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区人物志》、《无锡人物传稿》、《常州学者传》、《韩愈志》、《江苏学风》、《近百年湖南学风》等，集中收进《钱基博集·江苏学风近百年湖南学风》、《钱基博集·方志汇编》、《钱基博集·韩愈志韩愈文读》；文学史传包括多本文学史论著，集中收进《钱基博集·现代中国文学史》、《钱基博集·中国文学史》。 从学术史上看，相关探讨集中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多篇书评和专题论文对其特色，尤其是史传特色有分析①。少数论文对《近百年湖南学风》和《韩愈志》有探讨②。傅宏星主编的《钱基博集》中，多部书的《校订后记》涉及史例、史法、学术来源及特色③。在以往研究基础上，细致全面地探究其史传写作的学术来源、贡献和局限性，挖掘其源流发展和利弊得失，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钱基博史传写作的学术源流 钱基博的碑传、志传和文学史传蕴含的学术思想植根于传统学术，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韩愈等人的碑传和方志中的人物志目是重要来源。钱基博正是在批判吸收这三种学术来源的基础上，充分结合个人的创作实践，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史传理论。 (一)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 纪传体是传统史学体裁之一，由本纪、列传、表、志等组成，以本纪和列传为主体。本纪叙述诸帝行事，兼及一代军国大事，具编年纪事性质；列传包括世家、载记等名目，记载功臣将相、名贤硕学，以及少数民族、外国事件等。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以如椽大笔将黄帝至汉武帝之间的历史诉诸笔端，融文于史，寓史于文，撰写了享誉千载的《史记》。鲁迅给予《史记》非常高的赞誉，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东汉时，班固沿用纪传体撰修断代史《汉书》，其中汉高祖到汉武帝中期一段据《史记》笔削而成。西晋时，陈寿依然采用纪传体著述《三国志》，分列魏蜀吴三志。南朝宋时，范晔沿用纪传体撰修《后汉书》，文辞雅致，成为传统学术中不可或缺的经典之作。《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被称为前四史，以纪传体为核心的史传成为传统叙事的主要形式，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文史发展。 钱基博自幼耽习文史，不但终身精研司马迁的《史记》，还在课堂上多次讲授，发表很多与之相关的学术评论。他认为：“盖《史记》一书，内容丰富，昔贤有终身研诵，而不能尽其蕴者。”如何阅读《史记》，钱基博认为应该有一套方法：“读书欲得要领，贵乎能观其会通。然欲观其会通，必先分部互勘，非然，则以笼统为会通矣。”④钱基博的方法分为三类，分别是“就研究义例读”、“就研究文法读”、“就研究文学读”，用这套方法教授学生。 对《史记》亦文亦史的特点，钱基博也有一定评价：“太史公《史记》不纯为史。何也？盖发愤之所为作，工于抒慨而疏于记事。其文则史，其情则骚也。”⑤“其意则楚《骚》之情兼雅怨，其体则史记之事该本末，而其文则《国策》之辞极纵横，跌宕昭彰，独超众类。”⑥对其体例特征，钱基博有深入分析：“司马迁作《史记》，于六艺而后，周秦诸子，若孟、荀、三邹、老、庄、申、韩、管、晏、屈原、贾生、虞卿、吕不韦诸人，情辞有连，则裁篇同传；知人论世，详次著述；约其归趣，详略其品；抑扬咏叹，义不拘墟；在人即为列传，在书即为叙录。”⑦《史记》文史兼备，是史传文学的经典之作，叙事简省，文风纵横，深得先秦诸子之长，尤其吸收了《战国策》和《楚辞》的特色。《史记》为发愤之作，叙事中兼发感慨，这一点钱基博有明确认知。 对前四史，钱基博从传统文论的角度进行对比和分析。他把司马迁和陈寿划为一类，把班固和范晔划为另外一类，认为前一类的成就较高：“盖《史记》于雄肆处运气，班、范于整密处植骨，而《三国志》则于疏朗处见俊也。《史》、《汉》笔多用力，间有板重之习；而《三国志》随意写去，不衫不履，时多俊逸之句。”⑧就司马迁《史记》和陈寿《三国志》来讲，二者又有不同：“史公笔意矜张，如《平淮书》、《货殖列传》等，能于极寻常事物写其不寻常；陈寿笔意淡雅，如关羽、张飞、诸葛亮等传，能于不寻常人物写其寻常。前者衍而为唐宋八家之文，后者衍而为《世说新语》、《水经注》之作也。大抵时经西汉之雄肆，复经东汉之整俪，能文之士若陈寿者，则变而为平淡，盖亦文之一张一弛耳。”⑨西汉文风雄肆奔逸，东汉文章整饬规矩，二者之间确有不同，三国文风转为平淡，陈寿接续三国而来，确实与两汉有不同。但一定说《史记》诸篇推衍出唐宋八大家，《三国志》推衍出《世说新语》、《水经注》，则并不是如此，《世说新语》、《水经注》和唐宋八大家之文均从前四史汲取资源。对其他正史，钱基博也有一定的研究。对于正史中的《儒林传》和《文苑传》，钱基博有批判、有继承，对《儒林传》继承较多，对《文苑传》批判较多。对《儒林传》的继承体现在建构独特的文学史著述体系，钱基博讲道：“《汉书·儒林》每叙一经，必著前闻以明原委；如《班书》叙《易》之追溯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范书》之必称《前书》是也。是编亦仿其意，先叙历代文学以冠编首；而一派之中，必叙来历，庶几展卷瞭如；要之以汉为法。特是规模粗具，而才谢古人。《汉传》经师，人系短篇，简而得要。仆纂文士，传累十纸，详而蕲尽。”⑩钱基博文学史传写作的一个重要学术源流是传统正史中的《儒林传》和《文苑传》，受前四史影响最大。 综上所述，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构成了钱基博史传写作的主体来源，这不但表现在对体例的继承，也在于对文法的继承。其中，对前四史的继承较多，对整个正史也有通盘的学习和思考。 (二)韩愈等人的碑传思想 韩愈是唐代著名文人，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推崇先秦两汉的古文，主张文以载道，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开辟了唐宋文章发展的新道路。韩愈留下大量祭文、碑志、行状、表状等碑传类文章，对古代碑传写作有独特贡献，相关著述成为后世学人的必读书目。 自幼年始，钱基博就阅读韩愈文章，对其作文之法体会较深，后不但在学校教授“韩文讲读”，且编撰《韩愈志》、《韩愈文读》、《韩文读语》等。在钱基博存世的一千万文字中，包含大量传状、碑志、箴铭、哀祭等碑传类文章，可以窥见其学习韩文的效果。正如马厚文所说，“能究韩文之阃奥，开选本之新途”(11)。《旧唐书·韩愈传》中对韩愈的评价为“《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钱基博认为：“二语推愈之意以为言，指归本之《六经》，气格融蜕两汉；而所谓‘迁雄之气格’者，盖迁之气，雄之格也；逸气浩致出司马迁，奇字瑰句效扬子云，而贯之以孟轲之理。”(12)韩愈提倡古文运动，尊崇先秦两汉文章，《史记》等传统正史的写作风格被吸收到个人创作中。 钱基博在学习过程中，把韩愈文章分为“学古之篇”和“自创之格”两类，认为这是韩愈创作古文的两种思路，因袭模仿而后自成一家，继承中有创新，创新中有根基。“学古之篇”即那些“学古之文，蹊径未化者”，钱基博认为“必先观其学于古有获者，然后观其不学古者之茹古涵今，亡有端涯，乃得窥其功力所至，而学有所从入”(13)。 在学有所得的基础上，才可以进行“自创之格”，正所谓“文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14)。钱基博认为：“(韩愈文)大抵以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为始事；以力去陈言，戛戛独造为终事。而所不可及者，最在体简词足。他人挨次叙去，费许多说话；他只三数笔，四方八面俱到；其中一入一出，笔力崭然，或突起，或突接，或直下，皆兀岸无匹；而莽苍之势，寓于其中，绝无词费处。读者须玩其高足阔步，迈往不屑之机。”(15)文风简省，气势奔放，笔力千钧，苍劲有力，不虚发，不空泛，是韩愈文章的特征。这种共同的特征之下，韩愈前后阶段的“自创之格”又存在区别，比如前期锋芒毕露，后期归于平淡。正如钱基博所言：“其先后以所作之时为次；而年月不可考者，则以殿于末；亦有以意测识，而略为之次者；庶几自少至老，文境之峥嵘极而归平淡，可以略见端倪；所以极韩文之变也。”(16) 相较于“学古之篇”，钱基博给予“自创之格”很高赞誉：“观其《平淮西碑》……模范《诰》、《颂》，故为朴茂典重，而无一字一句袭《诗》、《书》。《施先生墓铭》……仿佛崔、蔡，出以矜慎简练，而无一字一句袭班、范，祇是融其气格，而不袭其字句，含英咀华，所以不可及!”(17)学习古文精髓，自成一种特色，不仅仅袭其字句，是“自创之格”最重要的特征。 在学习韩愈碑传的过程中，钱基博亦秉承着由学古到自创的过程。青年时期基本处在学古阶段，侧重模仿。随着体悟渐深，学术积淀和创作实践渐广，慢慢摆脱了模仿，进入自创阶段。由模仿前辈名篇而成就个人自创之格，同样走了一条“学古之篇”到“自创之格”的道路。钱基博对韩愈文章尤其是碑传文章的分析，以及其自身的学术历程为后人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路径。 除了韩愈，钱基博对唐宋其他古文大家的碑传也有体悟。如对欧阳修的碑传文章评论道：“碑传之文，随事曲注，而工为提掇，跌宕昭彰，大含细入，不矜愈之奇辞奥句。”(18)“韩愈碑志，苍坚迈古，然文而非史。独修据事直书，词无钩棘，不乖传体，而可入史；特出笔虽坦易，而下语极矜慎。”(19)对三苏、曾巩、王安石以及元明清的碑传大家，钱基博也曾细读其著作而有所吸收，兼采多家优长而自成一体。 关于碑传的史学创作，钱基博基本上承袭韩愈，又充分借鉴其他名家，构成了个人史传写作的主要来源。碑传属于应用性文体，因人因事因时而有所不同，要求作者具备多种写作才能。钱基博正是因为通览历代碑传文章，写作各种碑传体裁才能收放自如。《文心雕龙·知音》曰，“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此之谓也。 (三)方志中的人物志目 方志中有专门的人物志目，写作有一定的程式。无锡地区人文发达，乡老耆硕有志于县志修撰，一代一代延续下来。钱基博之前的最近一次修撰县志是在光绪二年(1876)，无锡知县裴大中、金匮知县倪咸生，教谕张云生、殷如珠倡导，秦缃业总揽其事，秦赓彤等26人协纂《无锡金匮县志》，历时五年完成。该县志人物志目列于卷十八到二十九，分为世家、名宦(牧令、丞卒薄尉、仓使、教职)、宦望、儒林、文苑、忠节、孝友、行义、耆硕、隐逸、艺术(书画、医、琴弈、篆刻、历算、术数、工缮)、列女、流寓、释道等(20)。目录琐细，杂分多种，略显驳杂。 1918年，钱基博作为总纂主持修撰无锡县志，留下大量讨论方志体例的意见书、书函以及十一部方志专稿，即《无锡光复志》、《无锡识小录补》、《吴江县兵事志》、《无锡风俗志》、《无锡户口志》、《无锡历代兵事志》、《无锡警备志(上·寇备)》、《无锡赋役志(上)》、《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区纪念人物志》、《无锡人物志稿》、《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癸亥春季修学旅行指导书》。他批判继承人物志目，以此为基础构建出一套学术著述体系。钱基博对方志中的人物志目有革新：“以循吏、乡贤、列女、流寓四目赅之。”(21)虽然最终没有成稿，但关于其中人物志目的修撰，钱基博一直没有停止思考，也没有放弃相关体裁的著述。 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区纪念人物志》中，钱基博选取五类十人进行论述，分别是理学领域的顾宪成和高攀龙，地理学领域的徐霞客和顾祖禹，文学领域的张惠言和恽敬，艺术领域的倪瓒和恽寿平，近代科学领域的徐寿和华蘅芳。他的这种分类是于方志人物志目的变体，传主选择侧重文化学术。 《无锡人物传稿》的写作时间如今已不可考。该书是无锡县志的一部分，与《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区纪念人物志》紧密相关。两部书稿都有关于华蘅芳和徐寿的内容，核心内容一致，前一部书比后一部书详尽，列有附传，文字更为雅致遒劲。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区辖五县，包括无锡一县之域，择取江苏第三师范学区无锡县内的人物，进行一定的丰满与补充在情理之中。 《江苏学风》系列篇章建立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区纪念人物志》和《无锡人物传稿》基础上，通过纪传体的写作体例探讨学风。其后撰写的《近百年湖南学风》与《江苏学风》是同一体裁。《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分类也是上述论著体系的顺承发展。所以说，钱基博的史传著述对地方志中人物志目有吸收、有继承、有发展，有一条发展脉络可寻。 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韩愈等人的碑传和方志中的人物志目是钱基博史传创作的学术来源。三者之中，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为根本。钱基博把韩愈文章分为“学古之篇”和“自创之格”，高度赞扬“自创之格”。这里的“自创之格”并非形式和体例的自创，而是一种语言层面上的不因袭、不模仿、不复写。同时，史传写作具有应用型特点，强调实际应用，也被钱基博继承下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