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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钱基博史传思想的贡献 中国古代文史不分，二者之间也会进行一定的转化和促进。《文心雕龙》以参悟文心为基点，对传统学术进行成体系而有新解的学术批评，可见由体悟传统文论和文法亦可以通达传统学术整体。《文心雕龙》后来被列为集部诗文评类的经典著作，为后世学人提供了一条以诗文评参悟学术的路径。钱基博有专门研究诗文评的著述，集中在《钱基博集·后东塾读书杂志》、《钱基博集·集部论稿初编》中。就史学领域来讲，也可以从文心中求史通。即通过体会史学著作的文章作法，由文心而求得史传写作的真正贯通。由文心求史通是一种学术理念，直到民国很多学人还在运用，取得的效果不尽相同，钱基博在此方面达到了精微的境界。 钱基博多次在大学教授《史记》，非常推崇其写作手法，曾说：“史公自序‘总括六艺百家之言’，而余则谓《史记》文章，郁勃之情，得之《离骚》；雄肆之笔，本于《国策》；借古人之事实，抒自我之块垒；沉郁顿挫，略同《离骚》；而讽议时政，则本《小雅》。所谓史书之体，而诗骚之文也。”(22)从诗文评的角度讲，《史记》的郁勃之情、雄肆之笔、沉郁顿挫、讽议时政均承自先秦经典，亦文亦史，兼备文史特征。钱基博认为这与司马迁所讲的“总括六艺百家之言”，有相通之处。 关于《史记》与《汉书》的区别，钱基博曰：“惟迁文直而气肆，固辞赡而裁密；迁寄微情妙旨于文辞蹊跷之外，而固则情旨尽露于文辞蹊跷之中。”(23)在引用《公孙弘传赞》后，他再次论述《史记》与《汉书》的不同，“(班固)借公孙弘以综叙一代人物，虽不如司马迁之卓荦为杰，而和雅舂容，不大声色而意度宏远，亦非司马迁之好奇负气所有。特意尽于辞，无迁之微情妙旨!”(24)钱基博认为《汉书》有自己的文章特色，总体不如《史记》。这里对《史记》与《汉书》所做的对比，基本上是从文风、文意的角度出发。 关于陈寿《三国志》，钱基博也有简要的分析：“寿则太史公之别子，而变之以简隽也。”(25)“其文章不事雕饰而波澜老成，一出一入，高简有法；撰魏、蜀、吴《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于司马迁、班固以外，自成一格。盖史公短长相生，而出以雄肆；《汉书》奇偶错综，而求为雅练；寿志三国，雄肆不如史公，雅练亦逊班固；而不矜才气，自然温润，平流跃波，曲折都到焉。马迁意态雄杰，寿则体态闲暇，此其较也。”(26)在对比中阐发各自的文章特点，是诗文评的重要方式。钱基博认为陈寿继承了司马迁的文章特点，与班固风格不同。陈寿有不如司马迁和班固之处，比如雄肆不如司马迁，雅练不如班固，但是文风曲折温润，不矜己长，不轻人短，不逞才气，独有一番文章特色。 对于范晔《后汉书》的写作手法，钱基博也有深入的论述：“世尤传诵者，《皇后纪序论》、《宦官传序论》、《逸民传序论》、《二十八将传论》；然细籀所作，平平叙去，腴畅有之；而排体贬跌宕之致，此班氏稍加典缛，而苍劲不及。独《左雄传论》依仿《汉书·公孙宏传赞》，抑扬爽朗，差似放纵。”(27)钱基博不但对《后汉书》做了深入的分析，而且把其与《史记》、《汉书》做对比：“其为文章，奇偶错综，与班固同，然班固体密而气尚疏，范晔偶胜而机则滞；班固《汉书》诸序论，思能入微，而才复足以笼钜；而晔《后汉》诸序论，文欲放笔，而气不足以运辞；一则杰然自树质干，一则隤然不能振起。班固赡茂而能遒肆，其力劲；而晔整瞻而未骏发，其气窳。衡厥得失，晔实愧班。”(28)钱基博认为范晔与司马迁和陈寿有别，与班固风格相似，但二者之间又有不同，总体来讲范晔不如班固。 钱基博研究最深的是前四史，认为风格不同，《史记》、《三国志》与《汉书》、《后汉书》分别是一类，后者略逊前者，各以《史记》、《汉书》为高。同时对正史有通盘考虑，把二十四史分为两类：“若以文章衡廿四史，可分二派。如陈寿《三国志》……斯皆推本《史记》，文学史公也；余如范晔《后汉书》……斯皆追踪《汉书》，文隶班固者也。前者辞体解散，于疏纵中见雄快，后者体裁绮密，于偶整中见凝练，此固《史》、《汉》文章之别，亦廿四史文章之两大派也。唯《汉书》纪传，体同《史记》；而班文整密，则异史公。”(29)章法、句法、文风是诗文评的重要内容。钱基博把二十四史分成两类：“辞体解散，于疏纵中见雄快”，“体裁绮密，于偶整中见凝练”，分别衍自《史记》和《汉书》。这两类文章风格构成了传统史传写作的主体，绵延千载。就钱基博个人文风来讲，则是“典重少姿致”，“务为抑扬爽朗”，“益以典雅古遒”(30)，兼收二者之长，偏于史记一类。 对于《史记》和《汉书》两种文章类型的源流，钱基博也有分析：“夷考先史公而作史者，则有《尚书》、《春秋左氏传》、《国语》、《国策》在。其中《左传》记事，余皆纪言，然《尚书》、《左传》、《国语》，文属一类，而《国策》之文，则另辟一途也，欲知马、班之异同，不可不明此二者之别。”(31)《史记》和《汉书》两者源流不同，一个多学《战国策》，一个多学《尚书》、《左传》。《尚书》奇偶相生，音韵克谐，《左传》和《国语》骈散结合；《战国策》章句不限长短，文气纵横恣肆，均对后世有深远影响。所以钱基博才说：“班氏之文，衍《尚书》、《左氏》，寓偶于奇；而史公则出《国策》，化堆砌为烟云，变整密为疏荡者也。”(32) 对韩愈的碑传文章，钱基博也从诗文评的角度入手，就祭文、碑志、行状、表状四部分进行专门论述。这部分内容在《韩愈志》与《韩文读语》中有重复，二者又略有不同。在祭文部分，钱基博认为：“《昌黎集》卷二十二、卷二十三祭文，四言最多最佳，如《祭穆员外文》、《祭河南张员外文》、《祭侯主簿文》，难在话念平生，情事曲绘，而跌宕俊迈，鼓舞铿锵，不可以方物。……《祭十二郎文》，骨肉之痛，急不暇修饰。纵笔一挥，而于喷薄处见雄肆，于呜咽处见深恳，提振转折，迈往莫御，如云驱飙驰，又如龙虎吟啸，放声长号而气格自紧健。”(33)祭文重在叙事中呈现被祭者的生平志业，展现作者的情深义重。韩愈撰写祭文有独到之处，被后世传诵较广的是《祭十二郎文》，钱基博阐释了其文辞、文法特点。 在碑志部分，钱基博总结中国碑志主要有两类，“其一蔡伯喈体，语多虚赞而纬以事历，《文选》、《文苑英华》诸碑多属此宗；其一韩昌黎体，事尚实叙而裁如史传，唐宋八家以下多属此宗。”(34)钱基博把韩愈所写的碑志单列出来，作为两种碑志类型之一，视其为开创之作，可见其重要性。 钱基博把韩愈碑志人物的类型分为王侯将相、文武具寮、经生文儒、忠臣奇士、服食方术、至亲好友几类。论述道：“随事赋形，各肖其人，其气浑灏以转；其辞铸炼以嶷，气载其辞；辞凝其气；奇字奥句，不见滞笔；豪曲快字，不见佻意，骨重气驶，章妥句适，一集之中，此为第一!后世惟元元遗山足以嗣之。”(35)钱基博按照文风类型把韩愈碑志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豪曲快字，原本孟子之跌宕昭彰，而运以司马迁之浩气逸致者，如《乌氏庙碑铭》……是也。”第二类是：“奇字拗语，旁参扬雄之矜重古奥，而运以司马迁之浩气逸致者，如《袁氏先庙碑》……是也。”第三类是：“不为长句而为短语，不为拗调而用缓节，冲容温厚，自然安雅，矜慎而出以优游，廉杀而不为拗蹇者，如《施先生墓铭》……是也。”(36)三类碑志的文风因源流不同而有明显区别，韩愈在借鉴过程中又参酌己意，从而成就了博大的著述气象。正如钱基博所言：“杜少陵论诗绝句云：‘转益多师是吾师。’此杜之所以成诗伯；亦韩之所以为文宗也。”(37) 对于韩愈的部分碑志，钱基博引用《文心雕龙》进行辨析：“《文心雕龙》论诔碑曰：‘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盖碑志以叙事为体，不以抒情为本；以昭德为美，不以议论为贵，观昌黎《殿中少监马君墓志》，抚今追昔，感慨存亡，指在抒情，而《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以李君服食致死，而历著并时所见以药败者六七公以为世戒；皆非碑志正体。”(38)他认为以抒情为本、以议论为贵的碑志不是碑志正体，碑志应该以叙事为体、以昭德为美。 关于行状，钱基博指出仅有两篇，一为《赠太傅董公行状》，一为《唐故赠绛州刺史马府君行状》。主要对《董公行状》的篇章结构和文风特点进行分析：“《董公行状》，文特雄肆，直起直落，不著一句议论，前半实叙，后半虚写，想系爵位既高，身家益重，持禄固宠，无可称说。观其在宰相五年，在汴州三年，皆于无可著笔处著笔；行文尽俊伟，而细按无事实，虚摹风度，酣畅淋漓；可以悟文章虚实兼权之法。……《董公状》气雄势逸，其文肆，盖碑施勒石，语贵矜练；而状上史官，词宜信达；所施攸宜，格亦随之。”(39)《赠太傅董公行状》文风恣肆雄峻，叙事详略得当，深得文章虚实相间之法，是韩愈碑传文章中的佳作。 关于表状，钱基博依然从篇章结构和文风特点对几篇文章进行分析：“《论佛骨表》，辨切而多讽，急言竭论，气自优衍。《潮州刺史谢上表》情高以全采，仰首鸣号，文却雅壮。跌宕昭章，不为缥缈浮音!学佛本非为长生；而事佛必以凶折，却亦并无证据，韩公无中生有，两两相形；语出悬揣，却说来凿凿有据，可以悟文章翻空易奇之妙。《黄家贼事宜状》、《论淮西事宜状》，鲜明紧健，又是一格!”(40)《论佛骨表》是韩愈的名篇，历来受学人高度赞誉，钱基博给予同样称颂，认为该篇“悟文章翻空易奇之妙”，是韩愈的代表作。 综上所述，钱基博按照祭文、碑志、行状、表状几个类别，对韩愈碑传文章的具体篇章进行了分析，论述侧重文章风格和章法结构。无论是对以《史记》为代表的正史，还是对韩愈的碑传文章，采取的方式基本是从文心求史通，这是一部分传统文人的学术突破点。钱基博通过诗文评挖掘了文心的蕴意，体悟出传统文史互通的重要途径，这是其在史传创作上的最大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