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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钱基博史传思想的局限性 在钱基博的三类史传著述中，碑传属于单篇文章，不需要审度与其他篇章的关系，志传和文学史作为专著，需要从整体考察篇章之间的联系。源流所致，志传和文学史延续着传统纪传体史书的弊端。 纪传体的缺点是纪事分散于纪、表、志、传各部分，难于完整地叙述历史事件的全过程，不易表明历史事件的因果联系。梁启超讲过：“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41)“动辄以立佳传为其人之光宠，驯至连篇累牍，胪列无关世运之人之言论行事，使读者欲卧欲呕。”(42)所言刻薄浮躁，有失忠恕之道，但指出的问题确实存在。 钱基博也认为纪传体有明显的缺点，即胪列人物言行，前后内容重复甚至矛盾，缺乏叙事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无法凝练出一个鲜明主题。史传历来有比合之法，“于合缝中见旨，于两篇内比意，若只篇单读，骤不易领会”，“《史记》文章，尤着意于比合”(43)。钱基博虽然认识到了问题所在，努力以比合之法弥补史传体例上的不足，但未能从根本上摆脱。以《近百年湖南学风》为例，钱基博目的是要“同归于好学深思”和“辅世长民”，分列17人，文人、学者、循吏、良相、名将不一而足，但写作目的在分门别类的史传中有些游离，“学风”主旨在传主一生经历的叙述中无法凸显。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也有类似缺陷，以至于读者很难理清现代文学发展的脉络。民国时期，梁园东批评道：“盖钱先生此书，按实际讲，只为旧日各正史中所有《文苑传》之扩大耳，非所论于真正的‘文学史’也。因为此书之编制方法，只按人排比，为之序传，除较旧史《文苑传》多一文、诗、词、曲等分类外，实不见有其他异点，吾人以为文学史之要素，既在源流派别之推阐，而尤要在时代背景之联系。读钱先生此书，只能知某人之诗文如何如何耳，至其何以如此，与其所处时代之关系，则毫不能了解。”(44) 马玉铭更是毫不客气地指出：“本书名不符实，充其量，只可算是一部‘近代中国文学作家列传’。如果能把《绪论》、《编首》及下编《新文学》中的‘白话文’一段去掉，仅剩中间几大段，而名之曰‘近代中国古文作家略传’，或比‘近代中国文学作家列传’这个名词，还要妥当一点。”(45)按照钱基博“是非经久而论定，意气阅世而心平”(46)的启示，可以得知，梁园东和马玉铭对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批评带有求全之毁，未见其优点，先寻其缺点，满眼尽是疵累。拨开新旧文化之争的迷雾，二位学者所言虽刻薄，指出的问题却也无法忽视。细究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为何呈现出一种“近代中国文学作家列传”和旧史《文苑传》的面貌，还是源于采用史传的写作模式。史传强调因人而述，以个体生命的叠加建构历史，所以无法呈现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和因果关系。钱基博的史传创作带有先天缺陷。 四、结论 无论是碑传、志传，还是文学史传，钱基博采用纪传体，有着明确的学术追求。正如傅宏星所言：“一方面，坚守传记的史学本位，由探寻‘传记之源流’入手，承续各类传统文体的写作规范，并对之进行调整和改造；另一方面，他又在旧有的学术构架下，思考关于传记的界定，勾画传记的范畴，梳理传记发展、演化的统序。钱基博正是通过以上两方面的努力，力图建构中国的、本土化的传记知识谱系，稳健地推进以史传、志传和碑传为核心的传统传记写作向现代的转型与发展。”(47) 钱基博的学术根基深厚，承自传统，由传统蜕变而来，在新的时代影响下，又有局部革新，这显示了钱基博深厚的学术积淀以及顺时而变的时代特征。但总体而言，因袭成分大，创新成分少，应用特征强，理论探讨少，其利弊得失仍属于传统学术的研究范畴。碑传带有明显的应用性。大部分志传也为了展现人物的生平志业，秉持“辅世长民”的初衷，也带有明显的应用性。《韩愈志》比较例外，是一本严肃的研究著作。文学史传也是比较严肃的研究著述，传记写作只是阐述学术的一种形式。由文心求史通，是钱基博史传创作的重要贡献，对后世重新理解传统学术有积极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