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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些人是以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登场的，他们既有巨大的文学成就，也有重要的学术贡献。比如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在治学的同时，积极推行新文化运动，用白话文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又如鲁迅，在创作大量小说、散文、杂文的同时，撰写了《汉文学史纲要》，辑录了《古小说钩沉》，皆为学者所推重。此外，还有一些诗人兼学者，如郭沫若、闻一多、陈梦家等，诗歌创作与学术研究双峰并峙。郭沫若早年创作《女神》，在现代诗歌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他在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领域的学术成就也是学界所公认的。闻一多，新月派代表诗人之一，提出诗歌创作要注重“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主张，而在学术研究方面，他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诗经》《楚辞》等，取得了重要的成就。陈梦家亦是如此。 陈梦家，1911年生人。1930年，年仅二十岁的陈梦家还在中央大学法律系读书时，就受到新月派诗人闻一多、徐志摩的影响，加入新月派，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进而成为后期新月派的代表诗人。同年，陈梦家发表了《诗的装饰与灵魂》一文，提出了自己诗歌创作的理论主张，认为诗歌抒情的重心在于表现“灵魂的战栗”。陈梦家积极探索诗歌创作形式，思考诗歌创作理论，并用于诗歌创作实践中。1931年1月，即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了《梦家诗集》。此外，他还编选了《新月诗选》，编辑了徐志摩的遗集《云游》等。 1934年1月，陈梦家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师从容庚、唐兰，攻读古文字学专业研究生。1936年9月，陈梦家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从此，他正式步入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的学习与研究。1944年秋，经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和清华大学金岳霖教授引荐，陈梦家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开设中国古文字学课程，至1947年9月回国，共三年多时间。 近代以来的中国，战乱频仍，不少传世或出土的文物流散海外。敦煌文献的流失是我们所熟知的，青铜器也有不少流散海外，特别是日本、欧美等地。出于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陈梦家在美国授课之余，多次前往北美各地寻访流散的中国青铜器。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高校及其他公藏机构，私人收藏家和古董商贩等，凡有可能收藏中国青铜器的地方，他都尽力去寻访，共搜集到超过两千器。他记录下这些器物的尺寸，并尽量获得器物与铭文的照片或拓片等资料，为著录这些流散海外的中国文物作准备。《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一书就是利用这些资料勒成。 《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共收三十二类八百四十五器，照片一千三百余幅，拓片五百余件。在技术上，该书较以往著录有了诸多改进，如运用新技术为器物拍摄照片。他曾自述，为拍好器物照片而专门钻研过照相技术。有些时候，陈梦家也亲自动手打制拓片。陈梦家是古文字专业出身，故而在铭文释读上，较之前贤更进一步。在著录体例上，该书在继承以往著录图像、尺寸、出土地、藏家及考释的传统的同时，注重器物分类、断代，并能与考古材料相结合，进行更为科学的考释，已经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系统的体系。 该书所收器物，首先按照器物名称分类，在每一大类之下，又据实际情况按照器物形制分以小类，比如鼎分九小类，觯分四小类，壶分十小类等。每器著录八项，各项有则著录，无则阙如。第一项，器物图像的既有著录。第二项，铭文的既有著录，以及铭文拓片在该书中的编号。这两项著录，陈梦家下了相当的材料功夫，考察是否有著录，著录在何处，为使用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第三项，著录器物的尺寸，包括通高、口径、宽度和长度。这一项是前人著录中固有的，不过，前人多以旧制的尺、寸为单位，该书则以厘米为单位，为新制。第四项，按原款式著录铭文的行数、字数及隶定后的释文。这也是沿袭前人的著录，不过，陈梦家有着出色的古文字功底，文字隶定较前人更为准确。第五项，著录器物的大致年代。陈梦家主要根据形制、纹饰、铭文、出土地点以及与同类型器物相对照来判断，较前人更加科学。第六项，器物的递藏情况。第七项，器物当时收藏的所在之处。陈梦家特别说明，此项著录的截止时间是1947年夏，也就是他归国之前。第六、七两项所具的学术价值，不为前贤的著录所重视，该书特意揭出，这也是该书体例上超越前贤著录之处。第八项，著录其他事项，如器物现状、相传的出土年代与地点、铭文的简要考释、器物形制与纹饰特点的说明等。 采用这样的体例，可以完整地反映出青铜器的相关信息，这也是陈梦家对青铜器著录方式的思考与实践：一是分类。著录时，应该分别部居，以类相从。同类器物，还要再按照是否同族而分不同组别。二是分期断代。著录时，应该注重年代学，而分期又不宜过细。要注重器物纹饰、形制的演变在断代中的意义。三是地域特征。这种基于考古学视野之下的更为科学的著录方式，是陈梦家对于考古类型学的自觉实践。当然，陈梦家的这些思考，是以他对于器物本身有着精深研究为前提的。 此后，学者所作的古器物著录之书，在细节上可以做到更精密，考证上可以做到更科学，而大体内容则是沿袭《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的著录体例。比如2012年出版的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其著录体例，也基本上是在沿用该书的体例。也就是说，该书作为一部典范的古器物著录之作，不但在青铜器研究领域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古器物著录体例上有奠基之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