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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宋代史学发达，史书数量与种类繁多，史书流传广泛。其间，拥有极高知名度和可信度的社会名流，不仅他们所撰史著颇受时人喜好、推崇甚至跟进，而且他们所推举的史著往往受到时人广泛关注，由此便形成了史书流传时的名人效应。该效应在著史传史以及印刷迅猛发展的宋代表现得极为突出。同时，正是因为史书流传时有了名人效应，才使得宋代史学有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关 键 词：史书流传/宋代/名人效应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史学的繁荣与传布研究”(11BZS025)。 作者简介：燕永成，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宋代史学发达，史书数量与种类繁多，史书流传范围广泛，这些同社会各界民众广泛参与和支持史学活动密不可分。其间，在广大民众中拥有极高知名度和可信度的社会名流，①他们在时人选择史书、阅读史书、刊印以及传录史书等史学活动中，常常扮演着领袖人物和指导者的角色。不仅他们所撰史著广受读者喜爱和追捧，而且由他们所推举的史著往往受到时人广泛关注，由此便形成了史书流传时的名人效应。该效应不仅对广大读者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诱导力，而且还会促成读史治史的良好氛围，甚至引领史学风气。加之宋代是雕版印刷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受崇文国策以及科教文化事业迅猛发展等因素影响，使得该问题在此时显得极为突出。那么史书在宋代流传时的名人效应究竟如何？ 一、名家史著颇受时人喜好、推崇甚至跟进 宋代名家不仅凭借其社会声望和学术地位在朝廷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而且他们作为知识阶层的精英人物，所撰史著往往会受到高度关注，并且能产生非同凡响的社会影响力。 一方面，宋代时人喜好、推崇名家史著之风甚盛。首先，宋代名家的许多史著不仅被官方所推行，而且还受到读者不同程度的喜爱。在此不妨以《新唐书》《新五代史》以及《资治通鉴》为例。如在仁宗时，主由欧阳修和宋祁编修的《新唐书》，以及欧阳修私撰的《新五代史》，就颇得时人喜好。对此，杨杰在《唐史属辞序》中指出：“嘉祐中，其书(指《新唐书》)新出，而天下之士传录诵读，惟恐其后。”②又据吴缜在《新唐书纠谬序》中言：“前朝旧史，如《唐书》洎《五代实录》，皆已修为新书，颁于天下。其间惟《唐书》自颁行迨今几三十载，学者传习，与迁、固诸史均焉。”③再据邵伯温言：“今欧阳公《五代史》颁之学官，盛行于世。”④甚至在当时，还有少儿对《新五代史》喜爱到一读成诵的地步。对此，胡寅言：王震字东卿，“幼而慧，不嬉游。年七岁，得欧阳公《五代史》，一读辄成诵。”⑤ 同样，对于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不少士人颇为喜好。如徐诩“性嗜学，隆冬冱寒，焚膏申旦，尤邃于经，熟于《左氏春秋》、《西汉书》，酷好《资治通鉴》。所居不庇风雨，日哦其间，人不见其喜愠。”⑥又如孙椿年“间游四方，从老师宿儒受学，尤好《左氏春秋》、班氏《汉书》、司马氏《通鉴》。平居至忘寝食，遇其得意，时时著说以发明三家奥指，多世儒所不及。”⑦再如陈谦“幼专苦迅捷，初得《通鉴》录本，坐败敖昼夜读，数日略已尽，又论著其要，众咸骇异。”⑧它如据刘克庄所言，杜颖一生，“室无吹弹，囊无蓄积，惟酷嗜书，手钞《通鉴》，首末如一。”⑨以上诸例虽仅展现了一些士人阅读、抄录甚至感悟《资治通鉴》的感人场景，但从这些场景中，让我们感知到了该书对当时读者的巨大吸引力。 其次，宋人通过仔细阅读，对于名家及其史著有了深刻认识，并且在此基础上，他们对于其人其书表达了由衷的赞美。此类事例不少。其中，对于欧阳修及其论著，如据时人吕南公言：“前年初读薛居正《五代史》，病其有刘昫之谬，思见欧阳公所修书而无由得，不知永叔如何处五代之乱也？……又于京师见永叔所作《钱镠传》，亦甚核详。盖永叔多收野史记传，而去取从容也。但不知永叔书尽载十国君臣事迹果否？不尽载则又未免阙遗矣。”⑩在此吕氏将其读《钱镠传》的良好感受与迫切渴望完全展现了出来。又如晁公武高度赞扬欧阳修道：“至其作《唐书》、《五代史》，不愧班固、刘向也。”(11)可见晁氏极为看重欧阳修的史学才能。再如林之奇赞叹道：“《五代史记》事，记简而包括甚广。如《安重诲传》，数句是一个议论。又载李克用临终以三矢授庄宗，才数语尔，包尽多少事。如此等叙事，东坡以下未必能之。”(12)这是林氏以《新五代史》中的典型事例，来展现欧阳修在当时名家中的史学地位。 对于司马光及其史著，如陈瓘自言：“因读《通鉴》，然后知司马文正公之相业也。”(13)在此陈氏深入揭示了司马光编撰该书的政治意图。又如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指出：“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14)在此胡氏已将《资治通鉴》的功用提升到了关乎治政和社会伦理的新高度。再如朱熹明确指出：“《稽古录》一书可备经筵官僚进读。……宋莒公《历年通谱》与此书相似，但不如温公之有法也。”(15)在此朱氏对《稽古录》的现实政治功用做了准确定位。 不仅如此，参编过《资治通鉴》并撰有《唐鉴》的范祖禹，缘于“《唐鉴》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目为‘唐鉴公’云。”(16)具体而言，据朱熹记载：“元祐中，客有见伊川先生者，几案无它书，唯印行《唐鉴》一部。先生谓客曰：‘近方见此书，自三代以后，无此议论。’崇宁中，(范)冲见栾城先生于颍昌，栾城曰：‘老来不欲泛观书，近日且且看《唐鉴》。’”(17)此是与范氏同时代的名家看重《唐鉴》的明证。又理学家吕祖谦明确要求学者：“所当朝夕从事者：程氏《易传》、范氏《唐鉴》与夫谢氏《论语》、胡氏《春秋》之类。”(18)由此表明，范祖禹及其《唐鉴》颇受时人推崇。 对于南宋朱熹、吕祖谦、陈傅良以及张栻等名家史著，时人亦多加赞美。如对于朱熹的部分著述，韩淲评论道：“晦翁初年编类文字，如《语》、《孟》集注、《五朝》《三朝言行录》，皆可传。”(19)又如有关吕祖谦和陈傅良的一些史著，李心传评论说：“近岁吕伯恭最为知古，陈君举最为知今，伯恭亲作《大事记》，君举亲作《建隆编》，世号精密。”(20)楼钥在评论陈傅良的《春秋后传》和《左氏章指》时指出：“(陈傅良)迨卒于嘉泰三年，而此书始出。……又四年，而后长子师辙与其徒汪龙友以二书来。钥老矣，如获希世之珍，屏去他书，穷昼夜读之，始尽得其大意。呜呼，盛哉！盖未有此书也。”(21)楼钥在此将陈氏史著提升到了新高度。再如对于张栻的《通鉴论笃》，陈振孙指出：该书“取《通鉴》中言论之精确者，表而出之。多或全篇，少至一二语，去取甚严，可以见前辈读书眼目之高。”(22)由此说明张氏在史论方面具有极高的成就。 最后，名家史著由于受到读者欢迎，因此它们往往被不时刊刻，甚至有的被多地刻印。如对于司马光的多种史著，官私均有刻本传世。除《资治通鉴》外，仅据陈振孙言：《稽古录》“始刻于越，其后再刻于潭。越本《历年图》诸论聚见第十六卷，盖因图之旧也；潭本诸论各系于国亡之时，故第十六卷惟存总论。”(23)可见该书越州本和潭州本还存在内容编排方面的差异。又如对于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凭借朱熹声望以及朝廷推崇理学，官私均有刊刻。据赵希弁言：“真德秀刻于泉南，陈孔硕、李方子叙其后。希弁所藏虁本，为板四千二百有奇。吉本二千八百，而且无陈、李二公之序。”(24)在以上赵氏所言三种刻本中，据严文儒先生考证得知：嘉定十二年真德秀泉州刻本，即温陵本(泉州别称温陵)，系《通鉴纲目》初刻本，并且该书版被移送国子监，“以给四方之求”。(25)陈振孙明确指出：“今板在监中”。(26)到理宗嘉熙元年，朝廷曾下诏国子监刊行《资治通鉴纲目》。(27)此外，吴燧在教授福州时，“储学廪之赢，葺庙学，刊《通鉴纲目》。”(28)凡此等等。再如对于楼钥的《东汉诏令》11卷，理宗绍定元年，范光在该书《后序》中指出：“先生生死文字间，茂制满家，少须荟蕞，次第流传。惟《东汉诏令》成书已久，手所勘订，当在他书先，亟求锓梓，俾与《西汉诏令》骈行，以续成一代典章。呜呼！先生又岂以此书为身后名哉！”(29)与此类似，陈傅良的《开基事要》(一作《建隆编》)10卷，由其弟子“曹叔远序而刻之”。(30)以上是名家门生弟子传刻其师史著的突出体现。 另一方面，宋代时人在热捧名家史著之余，一些追随者还以名人史著为阐释或者论述基础，积极从事史学创作活动。具体而言，一是为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著，一些追随者对自己所钟爱的名家史著做了必要注释。如《新唐书》流传后，到徽宗崇宁五年，董衡为《释音》25卷。宣和中，进士李绘以《旧书》参《新书》而为之注。同样，欧阳修撰《五代史记》74卷，门生徐无党为之作注。(31)再是据杨万里言，虞允文“尝注《唐书》、《五代史》。”(32)又如对于《资治通鉴纲目》，布衣尹起莘撰《纲目发明》59卷，以发明“《纲目》义例”。又江珪和吕中撰《纲目论断》20卷，“论大书，以提要正变例而为之断”。此外，藏书家赵希弁撰有《资治通鉴纲目考异》。又撰有《续资治通鉴长编补注》，“以补诏敕奏篇等阙”。再撰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补注》，他自称“颇为详备”。(33)再如刘克庄在记述陈龟朋事迹时，指出：“君稍厌科举，经自注疏，至诸儒疑难问答。史自《左》、《马》、《班》、《范》至涑水《治鉴》、蜀李《长编》，皆手校口诵，傍注群疑。己见不足，则书纸背，谨楷如一。率鸡鸣起，丙夜始就枕。虽病，犹以某册某卷脱误某字未涂改为恨。”(34)此是普通士人执着阐释经史的典型例证。 二是一些追随者往往被名家及其史著所感染，于是他们承袭名家史著的体例和风格，积极从事续编工作。如受司马光修史做法的直接影响，龚颐正撰《续稽古录》1卷，“续司马文正《稽古录》之书也。文正止于治平，颐正起于熙宁，而迄于宁宗之初。”(35)又藏书家晁公武谈及《资治通鉴》，言其“心好是书，学之有年矣。”(36)此后他撰有《稽古后录》35卷。(37)再是彭龟年撰有《镜古历年图》(一作《易览图》)。在该书《序》中，他指出：“公(指司马光)尝自周威烈至周世宗为《历年图》，年举大事。又尝修《国朝公卿年表》，仿司马法，各举大事于上。最后合二书为《稽古录》，可谓精当矣。然犹恨《稽古录》不如《历年图》，一览可尽见也。今世所传《图》，乃自汉而下，亦未尝年举大事，恐非其旧。姑因其《图》，实以《稽古录》，又参古[公]《资治通鉴》本书及《目录》、《举要》，即康节先生《皇极经世书》、新安朱氏《通鉴纲目》、东莱吕氏(曰)《大事记》、眉山李氏《通鉴长编》，谱而图之，名曰《易览图》，非以求简便也。”(38)可见他的《镜古历年图》，实系补充完善司马光《历年图》而成。不仅如此，据李心传言：“《续资治通鉴长编》者，李文简焘所修也。其书仿司马氏《通鉴》踵为之。”(39)而李心传所撰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据陈振孙言：“盖与李巽岩《长编》相续”。(40)又如哲宗元祐五年，范祖禹进《帝学》8卷。到宁宗嘉定十一年，李埴“纪五宗之懿，续祖禹之书”，为《续帝学》10卷。(41)再如朱熹撰《八朝名臣言行录》24卷，此后李幼武撰有《名臣言行录》续集、别集和外集共51卷，以及钟尧俞撰有《宋名臣言行类编举要》前后集共16卷，(42)凡此等等。 三是一些时人对名家史著做了必要改编。如朱熹在谈到他编修《资治通鉴纲目》的动机和目的时，指出：“臣旧读《资治通鉴》，窃见其间周末诸侯僭称王号而不正其名，汉丞相亮出师讨贼，而反书入寇，此类非一，殊不可晓。又凡事之首尾详略，一用平文书写，虽有《目录》，亦难检寻。因窃妄意就其事实别为一书。……至其是非得失之际，则又辄用古史书法，略示训戒，名曰《资治通鉴纲目》。”(43)可见该书是他欲以表明自己观点的有为之作。又如袁枢喜欢诵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但“苦其浩博”，(44)于是在孝宗乾道九年出任严州州学教授时，便着力撰成《通鉴纪事本末》42卷。 总之，以上三种依赖名家史著所形成的著史方式，相比较而言，前一种属于对原著本身内容与观点的有意阐发，而后两种则是由原著引发的连锁效应，它更能体现出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且进一步拓展了名家史著的影响范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