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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家对史著流传的助推作用 史书在流传时的命运虽然会受到史书自身质量、社会政治文化背景、读者的喜好程度，以及天灾人祸等多重因素影响，但名家对史书流传的助推作用则不可忽视。 首先，对于流传已久的历代名著，如《史记》《汉书》等，名家不仅将其视作治史经典，而且还作为了个人修身的精神法宝。其中，在对历代名著喜好方面，如钱若水“有清识，风流儒雅，好学，善谈论，尤爱《西汉书》，常日读一卷。”(45)可见钱氏已将阅读《汉书》视作每日必修科目。又如黄庭坚声称：“每相聚辄读数页《前汉书》，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则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46)由此可知黄氏已将《汉书》视作净化心灵的神丹妙药了。再如汪藻“博极群书，老不释卷，尤喜读《春秋左氏传》及《西汉书》。”(47)在此汪氏将读史作为了终生爱好。 不仅如此，一些名家还乐意向他人推荐历史名著。如据王正德引《逸事》言：“陈后山初携文卷见南丰先生，先生览之，问曰：‘曾读《史记》否？’后山对曰：‘自幼年即读之矣。’南丰曰：‘不然，要当且置它书，熟读《史记》三两年尔。’后山如南丰之言读之，后再以文卷见南丰，南丰曰：‘如是足也。’”(48)又如黄庭坚在《与朱圣弼书》中言道：“公从事于仕，上下之交，皆得其欢心。又勤于公家，可以无憾，惟少读书耳。能逐日辍一两时读《汉书》一卷，积一岁之力，所得多矣。遇事繁暂阙，明日辄续，则意味自相接。空时亦不须贪多，要有伦序耳。”(49)这是黄氏针对朱圣弼的阅读困境而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再如朱熹弟子饶宰问看《资治通鉴》如何，朱熹言：“《通鉴》难看，不如看《史记》、《汉书》。《史记》、《汉书》事多贯穿，纪里也有，传里也有，表里也有，志里也有。《通鉴》是逐年事，逐年过了，更无讨头处。”(50)这是朱氏从阅读不同体裁史书的难易程度考虑，给予弟子的答复。 其次，对于时人所撰史著，尤其是叙事颇具特色的史著，名家往往以极大热情予以赞扬推荐。如对于刘恕及其《十国纪年》，司马光在《十国纪年序》中饱含深情地言道：“道原好著书，志欲笼络宇宙而无所遗，不幸早夭，其成者，《十国纪年》四十二卷，包羲至周厉王《疑年谱》、共和至熙宁《年略谱》各一卷，《资治通鉴外纪》十卷，余皆未成，其成者亦未以传人。……期于瞑目然后传。病亟，犹汲汲借人书，以参校己之书，是正其失。气垂尽，乃口授其子羲仲为书，属光使撰埋铭及《十国纪年序》，且曰：‘始欲诸国各作《百官》及《藩镇表》，未能就，幸于序中言之。’光不为人撰铭文已累年，所拒且数十家，非不知道原讬我之厚，而不获承命，悲愧尤深，故序平生所知道原之美，附于其书，以传来世。”(51)他又在该书末言：“世称路氏《九国志》在五代史之中最佳，此书又过之。”(52)此后，薛季宣在《叙十国纪年》中亦论道：“是书盖一世奇作，其叙事微而赡，简而详，疏而有旨，质而不芜，广博辞文，贤于国志、旧史远甚。”(53)在此司马氏和薛氏均表明了该书在同类史著中的突出地位。 又如叶适在评价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时指出：“自史法坏，谱牒绝，百家异传，与《诗》、《书》、《春秋》并行。而汉至五季，事多在记，后史官常狼狈收拾，仅能成篇，呜呼！其何以信天下也！《通鉴》虽幸复古，然由千有余岁之后追战国、秦、汉之前则远矣，疑词误说流于人心久矣，方将钩索质验，贯殊析同，力诚劳而势难一矣。及公据变复之会，乘岁月之存，断自本朝，凡实录、正史、官文书，无不是正，就一律也；而又家录、野记，旁互参审，毫发不使遁逸，邪正心迹，随卷较然。夫孔子所以正时月日必取于《春秋》者，近而其书具也，今惟《续通鉴》为然尔。故余谓：‘《春秋》之后，财有此书。’信之所聚也。”(54)可见叶氏从乘时编修当代史著角度出发，已将李焘著述抬高到与《春秋》相提并论的高度。 再如黄日新撰有《通鉴韵语》9卷，据赵希弁言：“大略如李瀚《蒙求》四言体，而列其事于左方。周平园、朱晦翁、洪容斋、谢艮斋、杨诚斋、楼攻愧诸老先生皆为之序。”(55)在推举该书的诸多名家中，杨万里在该书《序》中指出：“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之书，学者读之，孰不有席卷篇帙，包举事辞，囊括百代，并吞千载之心？然其涯也浩，则其记览也艰；其绪也纷，则其诵数也苦，此学者通病也。予曰：‘……是书苟出而传学者，可以咏，可以弦，可以欣，可以慨。昔也病记览之艰，今则艰者夷；昔也病诵数之苦，今则苦者怿。然则齐贤三十年成之之劳，学者一日享之之逸也。齐贤无负于学者矣！’”(56)他又在该书《跋》中进而强调：“迂叟《通鉴》之书大，万万言不啻也。黄君齐贤终一事为四言，举四言得一事。卷而怀之，《通鉴》在袖间；诵而记之，《通鉴》在舌端矣。此学者之利也。”(57)在此杨氏从易读便携角度对该书优点做了精彩归纳。 它如对于孙甫的《唐史要论》(即《唐史论断》)，据晁公武言：“欧阳永叔、司马温公、苏子瞻称其书议论精核，以为《旧史》所不及。”(58)又楼钥评论《皇极经世书》时言：“洛阳邵雍为《皇极经世书》，以为唐尧即天子位，岁在甲辰，推而下之，以迄我宋之熙宁。又略载岁之卦爻，以推其政迹。比世之《绍运图》、《编年通载》、《诠要》等书，最为优焉。”(59)以上二例均以比较的视角，表明《唐史要论》和《皇极经世书》叙事特色鲜明。 如上事例不胜枚举。尤其到南宋时，随着宋代官私印刷业的迅猛发展，私家史著不断增多，名家以序、跋等方式推举普通学者著述的现象极为突出，甚至还出现如上述杨万里以序、跋并用来推举同一部著述，魏了翁推举同一作者裴及卿两部汉史著述《史汉四纪》和《汉注拾遗》的现象。(60) 再次，对于编修体裁体例具有创新的史著，名家更是以极大热情予以推举。如对于颇具创新性的《通鉴纪事本末》，杨万里在该书《序》中指出：“予每读《通鉴》之书，见其事之肇于斯，则惜其事之不竟于斯。盖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如山之峩，如海之茫。盖编年系日，其体然也。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有国者不可无此书。前有奸而不察，后有邪而不悟；学者不可以无此书。进有行而无征，退有蓄而无宗。此书也，其入《通鉴》之户欤！”(61)在此杨氏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对《通鉴纪事本末》的现实政治功用做了极为形象的概括。吕祖谦在该书《跋》中言道：“予慨然曰：‘《通鉴》之行百年矣，综理经纬，学者鲜或知之。习其读而不识其纲，则所同病也。今袁子掇其体大者，区别终始，使司马公之微旨自是可考。躬其难而遗学者以易，意亦笃矣。……学者毋徒乐其易，而深思其所以难，则几矣。’”(62)朱熹在该书《跋》中亦言：“今建安袁君机仲乃以暇日，作为此书，以便学者。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於以错综温公之书，其亦《国语》之流矣。”(63)可见吕氏和朱氏不仅表明该书具有便于学者的优点，而且还对其编纂学价值做了深刻揭示。 又如朱熹编撰的《资治通鉴纲目》，不仅原书受到时人追捧，而且由此所创立的纲目体影响甚大。南宋后期，理学家真得秀在《劝学文》中明确指出：“自今以始，学校庠塾之士，宜先刻意於二先生之书(按指张栻、朱熹)，俟其浃洽贯通，然后博求周、程以来诸所论著，次第熟复，而温公之《通鉴》与文公之《纲目》，又当参考而并观焉。职教导者，以时叩击，验其进否。”(64)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纲目》与《资治通鉴》在此时已成了学校重要参考教材。又理学家魏了翁在评价尹起莘的《通鉴纲目发明》时言：“是书若行，《纲目》之忠臣也。”(65)以此来突显该书的编撰价值。再是对于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真德秀在该书《序》中指出：“某读其书，弥月始尽卷，则喟然曰：‘美哉书乎！圣祖神孙之功德，元臣故老之事业，赫赫乎！煌煌乎！备于此矣。’”(66)在此真氏以自身阅读感受，对首次利用纲目体编成的本朝史给予了高度评价。 再如徐得之撰有《春秋左氏国纪》，是将《左传》改编成了分国纪年的史书。对此，陈傅良在该书《序》中称：“学者诚得《国纪》，伏而读之，因其类居而稽之经，某国事若干，某事书，某事不书，较然明矣。……余苦不多见书，然尝见唐阅《左氏史》与《国纪》略同而无所论断。今《国纪》有所论断矣，余故不复赞，而道其有功于左氏者，为之序。”(67)由此说明陈氏经与同类书比较，认为该书对助读《左传》功效明显。 它如江镕在《通鉴节要序》中指出：“少微先生江氏家塾有《通鉴节要》，详略适宜。於两汉、隋、唐则精华必备，於六朝、五代则首末俱存，点抹以举其纲，标题以撮其要，识者宝之。其后建宁公默游晦庵先生门，尝以此书质之，先生深加赏叹，自是士友争相传录，益增重焉。”(68)此是经由名家朱熹推举称道，《通鉴节要》得以盛传的典型写照。 最后，虽然印刷业在宋代发展迅猛，但一些史著能否得以顺利刊刻流传，却成了时人颇为关注的问题。此间，若有名家推举称赞，一些史著，尤其是流传较为稀少的史著，它们的命运便会有所转变。如对于孙甫《唐史论断》的流传命运，清人朱彝尊指出：“庐陵欧阳氏、涑水司马氏、眉山苏氏、南丰曾氏交叹美之。绍兴中，曾镂板南剑州。端平间，复镌于东阳郡。今则流传寡矣。”(69)可见该书在北宋时，就历经司马光等名家盛赞，南宋时才被地方刊刻印行。对于南宋初的刊刻状况，张敦颐在该书末《题跋》中论述道：“其《史记》(指《唐史记》)全书自公殁，取留禁中，世所可得而见者，《论断》而已。予家藏是本久矣，朅来掌教延平，会朝廷宽镂书之禁，应本朝名士文集有益于学者，皆许流传。乃出此书，与学录郑待聘参考旧史，重加审订，锓木于泮宫，以与学者共焉。……是书成于嘉祐之初，迄今百有余岁而后显，岂其传若有所待耶？”(70)由此说明该书之所以到南宋初被地方刊刻，还与朝廷放宽镂书禁令密切相关。又如对于宋敏求的《河南志》，司马光在该书《序》中论述道：“次道既没，太尉潞公留守西京，其子庆曾等奉《河南志》以请于公曰：‘先人昔尝佐此府，叙其事尤详，惜其传于世者甚鲜，愿因公刻印以广之，岂徒先人蒙不朽之赐于泉壤，抑亦使四方之人未尝至洛者，得之如游处已熟；后世闻今日洛都之盛者，得之如身逢目睹也，幸公留意。’公从之，且命光为之序。光于次道，友人也，乌敢以固陋而辞？”(71)可见该书经文彦博和司马光推举帮助，才得以广为传布。 总而言之，从以上诸种情况来看，名家不仅有自己喜好甚至偏爱的史著，而且还常常受人邀请，以极高热情推举赞扬相关史著，以便加速或者扩大这些史著的流传范围。同时，在推举称赞方式上，他们不仅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而且多从阅读者的角度论述问题。具体而言，名家们有时采用直接评论，有时则以序或者跋等形式，甚至有些名人以个人亲身感受来说明阅读心得，由此彰显相关史著的优点，以期达到对相关史著流传、刊刻的助推作用。至于助推效果如何，则需结合其他因素做综合分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