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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人效应所引发的问题与反应 正因为名家在社会中具有广泛影响力和感召力，所以他们的言行举止颇受时人高度关注。不过，名家因不时会受到社会政治环境、修史体制、学术文化水平以及自身地位与偏好等诸多因素影响，从而使得他们在著史、传史时难免出错而被有意指责，他们的特殊身份会被利用，他们的自身偏好会影响他人，凡此等等，均在当时产生了不小反响。 一是名家史著不时会受到批评者责难。如《新唐书》和《新五代史》成书后，年轻学者吴缜特意撰成《新唐书纠缪》和《五代史纂误》。对此，据王明清记述：“嘉祐中，诏宋景文、欧阳文忠诸公重修《唐书》。时有蜀人吴缜者，初登第，因范景仁而请于文忠，愿预官属之末。上书文忠，言甚恳切，文忠以其年少轻佻距之，缜鞅鞅而去。逮夫《新书》之成，乃从其间指摘瑕疵，为《纠缪》一书。至元祐中，缜游宦蹉跎，老为郡守，与《五代史纂误》俱刊行之。绍兴中，福唐吴仲实元美为湖州教授，复刻于郡庠，且作《后序》，以谓针膏肓、起废疾，杜预实为左氏之忠臣。然不知缜著书之本意也。”(72)这是吴缜怨恨欧阳修未能荐己而撰史的通行说法。该说法未必全然可信，但吴缜不惧名流，大胆挑战权威，在当时却引起了巨大反响，甚至如林駉所言：“世之好议论者曰：‘苏子由《古史》之作，而迁史无直笔；吴缜《纠谬》之出，而欧史无全美。’往往以微失细过吹毛求疵，噫，亦苛矣！”(73) 又如对于由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和朱熹主导编修的《资治通鉴纲目》，史家李心传评论道：“昔人著书，首尾多不相照，虽《资治通鉴》亦或未免此病，大抵编集非出一手故也。……朱文公《通鉴纲目》条贯至善，今草本行于世者，于唐肃宗朝直脱二年之事，亦由门人缀缉，前后不相顾也。又自唐武德八年以后至于天祐之季，甲子并差。考求其故，盖《通鉴》以岁名书之，而文公门人大抵多忽史学，不熟岁名，故有此误。余因诸生有问，亦为正之矣。”(74)宋末周密亦指出：“《纲目》一书，朱夫子拟经之作也。然其间不能无误，而学者又从而为之说，盖著书之难，自昔而然。今漫摭数事与同志评之，非敢指擿前辈以为能也。”(75)与此类似，对于《八朝名臣言行录》，罗大经言：“文公每与其徒言，苏氏之学，坏人心术，学校尤宜禁绝。……编《名臣言行录》，于坡公议论所取甚少。”(76)可见如以上论说者所言，司马光和朱熹的史著因多种人为因素，导致纪事有误，认识有偏颇，并由此引发多方批评，甚至还出现“以指擿前辈为能”的现象。 二是在印刷业得以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利用名人的社会影响力以助推史书流传，无疑是极为有效的。不过，正是由于书籍作为商品可以取利，因此，一些人便采取托名、伪造名人史著等方式，以达到盈利目的。如胡三省在《通鉴释文辩误序》中揭示，司马光后裔司马伋“欲昌其家学，凡言书出于司马公者，必锓梓而行之，而不审其为时人傅会也”。(77)朱熹亦言道：“温公无自节《通鉴》，今所有者乃伪本，序亦伪作。”(78)又如据陈振孙记述：《地理指掌图》1卷，税安礼撰。“元符中欲上之朝，未及而卒”。而“书肆所刊，皆不著名氏，亦颇阙不备。”(79)可见陈氏所见书肆刊本已有意不注明作者，而且其内容阙略不备。同时，据费衮言：“今世所传《地里指掌图》，不知何人所作。其考究精详，诠次有法，上下数千百年，一览而尽，非博学洽闻者不能为，自足以传远。然必讬之东坡，其序亦云东坡所为。观其文浅陋，乃举子缀辑对策手段，东坡安有此语？最后有《本朝升改废置州郡》一图，乃有崇宁以后迄于建炎、绍兴所废置者，此岂出于东坡之手哉？”(80)在此费氏对托名苏轼的刊本深表质疑。此后，清四库馆臣明确指出：“则此书之伪，南宋人固已言之，而流传刊本仍题轼名。”(81)由此可见，该书伪托本影响非同一般。 此外，有人因个人恩怨，故意质疑名家史著，使其在刊刻传世时遭受挫折。此如《吴郡志》50卷，范成大撰。据陈振孙言：“书始成未行，而石湖没。有求附见某事而弗得者，哗曰此非石湖笔也。太守不能决，藏其书学官。然周益公为范墓碑，述所著书目有焉。及绍定初，桐川李寿朋俦老为守，始取而刻之。而书止于绍熙，其后事实俾寮属用褚少孙《史记》例补成之。赵南塘履常作序，订其为石湖书不疑。”(82)可见范成大所撰的《吴郡志》终经周必大和赵履常等努力而被确认、刊刻。 三是名家自身偏好对史著传阅范围与阅读导向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据袁文记述：“欧阳文忠公不喜《中说》，以为无所取，而司马温公酷爱之。杨文公不喜杜子美诗，而黄太史眷眷未尝辄去手。又苏东坡喜《汉书》而独不喜《史记》。夫《中说》、杜诗、《汉书》、《史记》，人人皆知其美，而诸公所见不同如此，岂亦性情之癖耶！”(83)又如张方平“读史但观《太史公记》、班固《汉书》，以为犹足以传信也。”(84)这是张氏有自身偏好的鲜明写照。再如吕祖谦极为推崇《史记》，据朱熹言：“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以为非汉儒所及。某尝痛与之辨。子由《古史》言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此二句最中马迁之失，伯恭极恶之。”(85)它如郑樵极为推崇《史记》而不喜好《汉书》，他甚至认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86)凡此等等。以上名家的这些偏好，常常会影响到敬仰者的读史选择甚至史学风气的转变。 最后，对于以上诸多与名人有关的不利情况，一方面，作为备受公众注目的名人，无论是出于维护自身荣誉，还是受到朝政斗争等政治因素影响，大多数名家往往出言谨，传史、撰史慎。如欧阳修在《与梅圣俞》书中言道：“闲中不曾作文字，祗整顿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思吾兄一看，如何可得极有义类？须要好人商量。此书不可使俗人见，不可使好人不见，奈何奈何？……此小简立焚，勿漏史成之语，惟道意与君谟，同此也。”(87)正是由于《新五代史》的编修流传被欧阳修处理得如此谨慎，直到欧阳修去世后，“朝廷闻之，取以付国子监刊行。”(88)又如吕夏卿撰有《兵志》3卷，据晁公武记述：“公武得之于宇文时中，季蒙题其后云：‘夏卿修《唐史》，别著《兵志》三卷，自秘之，戒其子弟勿妄传。鲍钦止吏部好藏书，苦求得之。其子无为太守恭孙偶言及，因恳借抄录于吴兴之山斋。’”(89)这是吕氏自秘其书，他人尽力恳求而得以传录的典型例证。 另一方面，批评者虽对名人史著中的错误做了纠谬刊误，但正如前所述，由此也引发了社会上有人任意“雌黄前辈”的不良风气。对于这种凭借名人失误以扩大自身影响的做法，一些学者并不赞同。如据徐度记述：“(刘羲仲)尝摘欧阳公《五代史》之讹误为纠缪，以示东坡。东坡曰：‘往岁欧阳公著此书初成，王荆公谓余曰：欧阳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乎？余固辞不敢当。夫为史者网罗数十百年之事以成一书，其间岂能无小得失邪？余所以不敢当荆公之讬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后耳。’”(90)又如周密评论道：“著书之难尚矣。近世诸公多作《考异》、《证误》、《纠谬》等书，以雌黄前辈，该赡可喜而亦互有得失，亦安知无议其后者。”(91)在此苏、周二人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一是无论是历代名著还是本朝人所撰史著，无论是名家自撰的史著还是被名家推举的史著，一旦与名家有直接关联，便会在流传时产生名人效应。其间，尤其对于一般史著而言，无论其品质或内容如何，若经名人推举，它的社会关注度自然会有所提高。二是名人效应在印刷时代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史书作为书籍刊刻者和经营者争相获利的商品，他们选择、包装并推出的商品要广受读者喜爱，还需不时借助名人的社会感召力和影响力。因此，如前所述，他们甚至不惜采取托名、伪造名人史著等卑劣手段，以骗取读者信任。同时，对于普通著史者而言，他们的史著若经名人推介，便会得到更多读者和书籍刊刻者与经营者的认可甚至喜爱，因此，普通著史者多方请求名人推举其作品在宋代表现得极为突出。此外，随着印本书的逐步增多，广大读者在选择史书时，也时常需要借助作为领袖人物的名家推荐。三是名人史著有时虽遭受诸多质疑，但瑕不掩瑜，这些史著仍然受到广大读者喜爱。四是正是因为史书流传时有了名人效应，才使得宋代史学有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由此而言，名人对史书流传时的助推传播作用不容忽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