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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复杂而离奇的反省装置 1946年2月2日，麦克阿瑟把一张纸条交给民政局局长惠特尼。这张被称为“麦克阿瑟便笺”的纸条，日后成为日本新宪法的基本原则，并最终凝结为“和平宪法”最核心的第九条。(15)尽管不拘小节的美国人以这种传纸条的方式决定了日本的未来，但经盟军最高统帅部批准颁布的新《日本国宪法》给日本带来了巨变，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由于非战条款的最初建议者是时任日本首相的币原喜重郎，(16)因而直到今天，当有人要对“放弃战争”和“否认交战权”等日本新宪法第九条提出反对甚至修改意见时，都会遭到严守宪法和爱好和平的广大日本民众的抵抗和奋争，表明此时的日本与往日穷兵黩武和侵略成性的“帝国”相比，已呈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17)但是，正如《菊与刀》的作者试图以“耻感文化”来总括日本国民性的做法有些书生气一样，麦克阿瑟给日本人的“12岁”定性，也不乏政治天真。这两种失之简单的评价，一定程度上源于对战后日本人“从善如流”态度的廉价好感。在不排除相当多的人对战争深表悔恨的同时，研究者却不可低估潜伏于某些日本人内心深处的另一价值指向。由于保国保种才是战后日本的头等大事，因此，美国人从这个战败国脸上所能看到的表情，事实上充满了求生本能下的保护色。丸山真男曾将政府发出的“一亿总忏悔”令，戏谑为乌贼鱼遭遇险情拼死逃生时所喷出的“墨色烟幕”。(18)而美国占领军对这一现象的视而不见甚至有意无视，还表明“耻感”与“12岁”形象，不过是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美国人的期待与日本人的迎合之间所形成的默契。这意味着，一个同样影响到今天甚至可能演变成日本思想主调的“无罪”低音，也将通过从“加害”到“被害”、(19)从“大东亚战争”到“太平洋战争”、(20)从“法律审判”到“政治审判”的严重误导，(21)逐渐赢得从暗颂到高歌的时间和空间。它甚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日本的学术界，包括对战争有过深刻反省并号召日本人民“脱胎换骨”的学术大家。 1942年，河上彻太郎、小林秀雄等人提出了“近代的超克”的命题，其宗旨是克服欧美文化，从欧美的“近代”中解放亚洲并最终肯定“大东亚战争”。对这场讨论兴趣浓厚的竹内好，本是一位学界公认的中国学和鲁迅研究者，也是对中国革命抱持相当同情的日本思想家。他用“大东亚战争”而不用“太平洋战争”称谓的行为，或许有反对盟军最高统帅部的“神道指令”并提醒日本不要忘却侵略亚洲历史的正面用意，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他同时对“近代的超克”命题寄予超常的热情。这种矛盾决定了其有关中国说辞的拗口和怪异：“作为存在物的支那终究在我之外，但因为在我之外的支那是作为应予超越的存在在我之外的，所以在终极意义上说它必须在我之内。自他对立毋庸置疑是真实的，但这种对立只有在成为我的肉体痛苦的时候它才是真实的。就是说，支那在终极意义上必须被否定。”(22)有学者指出，“右翼思想”几乎贯穿了竹内好战前战后的学术活动。L.奥尔森甚至认为，竹内有将日本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予以合法化的倾向，其中国论的理论基础则是亚洲主义。(23)竹内氏忽左忽右的政治立场和学术立场，显然不易使竹内本人被简单地定性为左翼或右翼。早在1948年，他曾通过鲁迅研究而严厉地批判过日本的“脱亚”式近代主义，并将亚洲的未来寄托在中国身上。(24)尽管如此，关于日本对外战争的认识问题，却已在他发表于1959年的长文中，有过相对定型的表述，即“大东亚战争，既是殖民地的侵略战争，也是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尽管这两个侧面事实上已被一体化，但我们却必须对其做出逻辑上的区分。日本并没有要侵略美国和英国的意图。它虽然从荷兰手中夺取了殖民地，却并无夺取荷兰本国的想法。由帝国主义来打倒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由帝国主义来裁判帝国主义，也同样鲜存可能”。(25) 也许不是偶合，作为战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者，沟口雄三教授曾对中国近代化运动所开辟的有别于西欧和日本的第三条道路——“王道式近代”，给予较高的评价；其以“日本知识分子的良心”承载者身份广泛活动于中日学界的学术形象，也时令中方学者和普通民众感动有加。(26)但是，这一切似乎同样无法构成他在战争性质解读上的任何妨碍。所不同的是，与竹内好不承认“帝国主义裁判帝国主义”的合法性却认可“大东亚战争乃殖民地侵略战争”的战争表述有异，沟口教授在谈到1931年以来的侵华战争性质和1945年向谁投降之“意义”等问题时，却巧借“日本人”或“某些日本人”之口，提出了他本人的疑问，并给出了离奇的解释和意外的答案：“我们日本人对于战争要谢什么罪？谢罪到什么范围？是仅就残酷暴行谢罪，对出兵侵略中国本身谢罪，还是对明治以来的近代化全过程谢罪？可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全过程就这样成了对其他国家的罪孽，这难道是可能成立的事吗？”当说到南京大屠杀中死亡人数是否成立时，他还制作了一个离奇的“比喻”：“有个国家遭到邻国军队的侵略，在该国的一个城镇，邻国士兵入侵后实行了掠夺。后来，一个少女控诉说，那时她被一士兵强奸，该兵是身高两米多的大汉。但是，这个邻国承认入侵及掠夺行为，却不肯承认强奸这一事实。理由是当时在军队中不存在两米高的士兵。这个比喻揭示了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的差异。对那个少女来说，两米高这一数值并非事实记录，而是恐怖心理的表征即感情记忆。在邻国一方则以此数值为事实的记录，并以两米高的士兵之不存在来证明强奸事实的不存在。”于是，“南京大屠杀‘被害者三十万’”的说法，就成了“复杂的政治性数值”，而这一“数值”又“足以显示日中之间围绕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产生的认识上的错位，同时因为各自所处的语境互不相通，使之成为两国间在历史认识上的隔阂之象征”。(27)他大概想说明，既然与战争有关的“明治维新”是东亚公认的文明进步事件，既然战争的后果已被解读为“政治性数值”而不是“事实性数值”，既然要求谢罪者的谢罪根据只出自“感情记忆”而不是“事实记录”，一言以蔽之，既然这一切都发生于“日中之间围绕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之“认识上的错位”，那么，侵略一方便无需对被侵略者谢什么罪，无论是代表“近代化”的日本历史“全过程”，抑或“两米高”士兵的“强奸罪”与“三十万人”的屠杀罪等，似乎均应作如是观。这一理论装置，与部分日本学者研究中日战争时的惯用常套之间，似乎已不分轩轾，即拿“近代”遮掩“暴力”、用“被害”置换“加害”、以“定量”否决“定性”。其中，最先需要关注的，应该是利用“近代文明”之“善”来消解对外侵略之“恶”的学术手法。沟口教授的设问是：“为什么日本的侵略战争行为与日本近代化的过程被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呢？……就是说，在这里存在着以近代化的迟早、先后为衡量其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之优劣标准的历史，而且，基于这种历史意识上的记忆仍以现在时态存在着。”于是，“不管中国人是否意识到，通过控诉日本人的残酷暴行，中国人是在对从自尊心上无法接受的日本人近代优越意识之傲慢进行焦虑的抗议。而且，当中国人站在西洋标准的近代史观上，身处不得不承认日本近代的优越性这一两难之境时，则更加焦虑。所抗议的对象轮廓的不清晰，使得抗议之矢不知何时如同‘归去来器’般又刺向自身，于是这时其焦虑便越发严重。”(28)在如此框架下再来讨论谁是战争的受害者，则片面的“历史健忘症”在战后日本人身上周期性发作的反应频谱，也就不再难以捕捉，即比较起“南京”，他们只记住了“广岛”；相对于日本对亚洲的涂炭，他们只记得“下町烧夷弹”和“东京大空袭”。于是，在讨论战争胜负时的以下说法，在日方看来似亦不违逻辑：“日本是与欧美对抗、与欧美争战，最后败于欧美特别是美国，而非败给了亚洲。”惟此，一连串潜在的反问也似乎同步成立：既然日本自己才是“受害者”，又怎么可能会变成“加害者”？既然日本没有败给亚洲，干嘛要向亚洲谢罪？既然“帝国主义无权裁判帝国主义”，那么除了实力不逮于其他列强外，日本人又错在哪里？这些反问仿佛在提醒那些曾与日本交战过的相关国家包括英美，你们其实并不了解战后日本人的复兴动力和真实想法，即日本人的上述质疑，“同时也成为从战败中站起来之不屈精神及国民困苦与勇于奋斗的象征。而诱导这些思考的就是关于近现代的历史认识”。(29)他试图在帮助中国人逆推：被强奸少女对施暴者身高的放大，只表现了中国人的群体性“被害妄想”；而在“事实记录”的强调下，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杀死三十万人的问题，似乎也应在“感情记录”的归谬中讹为虚诞。在“定量”不等于“定性”的被害国呐喊声中，日本或许会一时谢罪，但这种谢罪好像也很难逾越沟口教授的“坦言”范围：“日本人就本国的侵略行为向中国人谢罪，并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始于中日甲午战争这一事实进行反省时，即使未必是有意的，但仍是以‘资本主义化的成功’这一优越性为潜在的前提，而其谢罪本身亦是寓于‘谢罪之傲慢’这一认识中的。而就同一问题的另一面而言，中国人如果视日本的近代化为成功而给予肯定性评价，在逻辑上便完全可能容忍日本的侵略，从而使自己陷入两难之境。”然而，既然谈“逻辑”，并且假如是“学者良心”在独白，那么，沟口教授的上述观点或许只有在否定明治近代意义的前提下方能成立：“我很久以来就主张这样一种近代史观：以未受到欧美压力的16、17世纪为日中两国近代过程的起点，两国近代构造的架构在‘西洋的冲击’以前即已形成了”。(30)可由于这一学术假设不啻“以取消问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而无奈之下假设者也只好去续写假设不成立时自己的真实反应了：想要日本人认错，恐怕还需要“少则半个世纪，长则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因为在他看来，“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政治责任问题”而不是其他。(3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