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潜之弥深的思想伏流 日本A级战犯对所谓“政治审判”的不服及其“无罪”宣言“遗产”，显然已衍生出为数可观的学术饶舌者，也消费了一大批强化“独立自尊”、“国家的品格”和主张“摆脱自虐史观”的御用文人包括他们的反对者。但是，如果仅凭这些现象就以为上述研究已触及到问题的本质，那就过于天真了。事实上，那些不动声色地潜伏于日本肌体中并足以规定日本人全部表象行为的非表象结构，才应该是战后日本人史观的终极制约者。日本学研究者神岛二郎在《现代日本的精神构造》之开宗明义处指出：“我这里所提出的‘现代日本的精神构造’问题，并不是现代日本人的精神构造问题”，换句话说，“我的研究对象并不是个人的精神构造，而是‘现代日本’之‘集合主体’的精神构造”。(32)其中，他所提出的关于“非武装国家问题”和“单身者本位体制问题”这两点，需要研究者给予特别关注。 该文发表于日本战败后的第40个年头，也是日本“和平宪法”颁布的第38个年头。无论是战败的后果还是和平的要求，“非武装国家”的定位，对当时的日本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但是，这一在本质上属于盟军最高统帅部的隐性强制与日本人主动表态之间所达成的不对等默契，在神岛氏看来却符合历史上日本的自身经验，并且是主动选择意义上的自身经验。这一看上去出人意表的讲法，依托的是下面的历史和逻辑过程：虽说日本国的非武装化条款是占领军统帅部的强制产物，但在该条款未尝废弃而新一轮武装军备已导致宪法空洞化的今天，非武装宪法的精神却依然存活于日本国民当中，并且国民也不会允许执政党自民党去实现已被提上日程的所谓修宪纲领。可当问及非武装宪法何以会落脚于日本时，佩林·诺埃尔(Perrin Noel)的《抛却铁炮的日本人：日本史中的军缩》一书，为神岛提供了历史性佐证：1543年葡萄牙人把步枪(鉄砲)传到种子岛后不到一年，日本人便仿制成功并迅速将这种新式武器普及到全国。在佩林看来，16、17世纪时，日本已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工业国，其产品的优质度不但远超亚洲其他国家，甚至已凌驾于欧洲之上。尽管如此，当国内和平局面得到确立后，日本显然有意地关闭了这条迈向现代化军备的道路。直到黑船事件发生后，才接续起当年的能力，并且到1900年，其军事装备再度追赶上了西洋列强。佩林由此认为，日本人具有控制技术选择方向的能力：它可以完全中止兵器的发展甚至令其倒退，而将这种能力转向其他领域，并使之走向发达。这意味着，近代以降的日本尽管可以应对军事化时代的要求，但日本同时还有技术选择上的非军事化经验。神岛于是得出结论说，这才是战后日本可以选择并维护非武装宪法的历史远因。(33)问题是，这是否也意味着当某一天再有需要时，日本也会同样带着技术选择的基因式天分，在军事领域重新披挂上阵呢？ 与“非武装国家”有所连带的关于“单身者本位体制”问题，还为神岛提供了另外一个对战后日本的观察视角。他指出，在前近代的家族走向崩解而近现代家族又无法成立的情况下，以往的组织形态只能转化成“单身者本位”的社会体制，并逐渐演变成日本社会的现实。在神岛看来，近代日本单身者集团的典型体现，便是军队。近代以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时为止，日本之所以会发动旷日持久的对外战争并迈向军国主义道路，都是单身者本位的社会体制基础使然。战争的失败，固然使军国主义国家走向崩溃，但作为其基础存在的单身者本位社会体制，却非但没有解体，反而更加彻底化了：战败前被编入单身者本位社会体制中的人员只有男子，可是战败后，随着占领军对妇女的解放，女子也颇具讽刺意义地被编入该体制当中。而且，相对于战败前的“国家”，战败后以单身者本位社会体制来彻底吸收社会成员的装置，则是“企业”。就是说，战败后，企业在吸收单身者的行为中已代替了往日的国家职能，其所带来的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意味着，曾经的军事大国和当下的经济大国，其实是建立在相同的社会体制基础上的。值得注意的是，就社会将“家族”化为单身者本位的分解能力而言，企业比国家还要彻底，所谓“一亿一村”的说法，形象地道出了战后日本社会的实存状态。(34)然而，无论我们怎样观察神岛氏的分析，战败后的日本“企业”功能都容易被直观地解读为战败前“军国”结构的接收器。如果有人要继续追问：既然军国主义的国家组织形式可以轻易变身为资本主义的企业经营方式，并且这种变身还为日本国民日用而不知，那么，一旦当外部条件要求日本去实现“军国”对“企业”的“逆接收”时，坚持和平宪法的“应然”口号和实务主义的“必然”选择之间，还会形成持久的“张力”吗？由于这在神岛氏那里不过是一个“设问”，因此，他在总结自己的观点时指出：“因战败而理应回到原点的日本，却在6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中再度挺立于文明的前沿。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日本似乎已不再是什么‘追赶’，而是步入了‘领先’的行程。之所以能造成如此局面，亦如我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应该是支撑日本战争过程的单身者本位社会体制，另一个则是非武装和平宪法，而且事实上是二者的乘积使然。但是，这两者也恰恰是相互矛盾的东西：前者优位，则后者必将改变；而后者牵制，则前者亦将倾覆。”(35)在神岛“变与不变”的两难构图中，日本好像随时都存在着被推向险境的可能。 神岛上述观点之矛头所指，显然是欧美世界。他所推出的一系列“事实”和“不得已”，试图收到足以让那些总想改造日本的欧美人对日本固有性格的“无可奈何”和“放弃努力”之功效。(36)不过，由此而呈现的“只看战后看不懂战后”和“只读历史读不懂历史”的研究方法，却为学界的历史反思和哲学建构提供了某种“型范”启示。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者丸山真男及其“原型论”，应该是首次进行这种尝试的学术实践者。 被约翰·W.道尔誉为“进步的文化人”的丸山真男，曾经是战后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一面旗帜。他明确将反省日本国战败原因的焦点，集中于天皇的权力结构——日本“国体”上。在他看来，明治以降，作为兼具权威中心和道德源泉的“超国家主义”的核心装置——天皇体制，曾利用时间性的延长和空间性的扩大之巧妙逻辑，恶性发作为“日清、日露(日俄——引者注)、满洲事变、支那事变乃至太平洋战争”等系列兵燹。从这个意义上说，给日本军国主义打上终止符的8月15日，也同时意味着“超国家主义”总基盘——“国体”的绝对性的丧失。(37)然而，由于日本所造成的空前巨大灾难总要有人负责，而且必须负责，因而早在20世纪50年代，丸山便明确指出：“我们日本人无论在何种意义或何种形式上，都要承认并担负起战争责任，而且要与责任者进行一次根本性的对决。如果回避或隐匿之，那么和平运动也好，护宪运动也罢，都将寸步难行。”他认为，“一亿总忏悔”这一意识形态式的非白即黑转向和“二分法”的草率处理方式，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随意自我原谅与其实不思悔改之恶性循环，不要说在历史的理解上是错误的，即便对人们今后的思考和行动，也未必能发挥积极的效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那种要区别对待“统治者”与“国民”的主张固然不错，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方面都可以否定“国民=被统治者”的战争责任：对于外部，日本国民至少在给中国人生命、财产和文化所造成的严重破坏面前，不能全部免责；对于内部，倘若可以对“昨日”迎合邪恶统治者的国民免却罪责，那么，也就不要指望他们还会对“明天”的邪恶支配势力去作积极的抵抗。然而，在所有的战争责任承担者中，最应被问责的，乃是“天皇”和“日共”，特别是天皇。丸山指出，远东军事裁判没有对天皇问责，显然不是依据法律的结果，而是政治考量的产物。然而，一个作为“大日本帝国”的主权者、政权总揽者、大臣任免者、统帅权掌握者和终战决定者，居然可以对日本数十年政治进程及其后果没有责任，这即便在政治伦理常识上，也无法被接受。有人以政治傀儡为由为天皇开脱，但战争期间的天皇并不是傀儡。对一个并非傀儡的最高权力者免究战争罪责，那么，那些盲目盖印的大臣之责，又从何谈起呢？问题的要害还在于，天皇只负道德责任的论调中有哪些国际政治的原因另当别论，关键是日本人如何看待之。可怕的是，在国民的心目当中，天皇本身已被视为“非政治的”或“超政治的”存在。如果说，将自身地位粉饰成非政治存在却能发挥最大政治功能的手法已构成日本官僚制的传统机密，那么，这一机密的集中体现者，便正是位处官僚制顶端的天皇。这意味着，确认并继续追究天皇个人的政治责任，直到今天依然是剔除日本民主化之不治之症——官僚统治方式及其精神基础的紧要课题。对此，天皇承担责任的唯一方式，就是“退位”。实际上，天皇对皇位的蒙混恋栈，才构成了战后“道义颓废”行为的头等典型。而人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是，这种放任很快就可能变成不知廉耻的日本帝国诸神死灰复燃的先兆。(38) 然而，“非政治存在却能发挥最大的政治功能”这一独特的政治结构，与其说是“日本官僚制的传统机密”，不如说是日本传统天皇制特别是明治天皇以来日本国体的“机密”。该“国体”及其“意识形态”在战后的“一举崩溃”固然值得庆幸，(39)但天皇乃“非政治存在”的“无责任者”这一认识本身，已透露出日本“国体”在战争性质问题上的反现代和反民主本质。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已构成了丸山真男“原型论”或“古层论”出台的最初触媒。从下面的简要梳理中不难看出，这种研究已开始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部分地触及了日本的本质。根据丸山本人的回忆，“原型”的说法，始于他1963年的讲义。但有学者指出，“原型论”提出的最早时间点，应该是20世纪50年代末。理由是：在1961年岩波书店出版的《日本的思想》后记中，丸山曾写过“过去的事物——极言之即上古的事物——之执拗持续”这样一段话。(40)然而进一步观察还会发现，日本战败后不久，丸山真男的《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1946)(41)和《军国支配者的精神形态》(1949)，(42)就曾用“超(极端)国家主义”和“无责任体系”的视角，追问过战争前后日本国民的“精神形态”。尽管丸山当时还无力从“道”的层面对日本人的思维类型作出形而上的抽象，但这项工作却较早反映了他试图从根本上挖掘战争原因的学术初衷。 对“国体”的苦恼，使丸山将“原型”的思考更多投向了日本的“政治意识原型”，即古代天皇的祭祀与行政功能在“政事”上的二元分立与矛盾统一结构。“政事”一词，在日本语中被写作“まつりごと”：既是“政事”，也是“祭事”。但是，在日本的“记纪”经典中，却出现了与中国政治原则截然相反的祭政分离倾向。由此而形成的“二重权力结构”，乃如“卑弥呼与男弟”、“神功皇后与武内宿祢”、“推古天皇与圣德太子”等政治关系格局不一。由于具体行政事务往往由天皇交给他人处理，因此，在重大的政治问题发生时，天皇似乎不需要承担根本性责任。(43)行文至此，人们不难发现，丸山似乎已在日本传统的政治体制中找到了天皇作为“无责任者”的原始根据。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日本传统的“二重权力结构”一直持续到明治乃至昭和时代，那么，对二战期间日本侵略行为的主要负责者，恐未必是天皇，而只是担当具体事务的政府和军部呢？ 然而，一个微妙的变化，也刚好发生于丸山在印证日本近代天皇政治思维的有害性时与中国政治及其理论装置——儒家思想体系的频频对比中。在他看来，儒教政治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使道德与政治直接连通”的思维，“在使政治权力无界限地侵入精神领域的同时，正像儒教家族内部伦理所显示的那样，也产生了将伴随强制力的统治关系植入道德领域的倾向。于是，在最坏的情况下，权力的强制竟被粉饰以道德，反过来，(政治本身)亦夺走了道德的内在性，使之堕落为顺应(conformity)共同体或集团(利益)的道具。”这意味着，儒家的“政教混一”和“公私不分”，曾极大地影响了日本天皇制度的近代转型。由于这种转型的萌芽发育于江户时代，因此，这种“思考方式究竟使儒教主义这一江户时代的通念产生了怎样的病理现象等问题，已经在《劝学篇》中遭到过福泽(谕吉)的明确批判”。(44)这使人想起两点。首先，丸山在追究战争责任时称：天皇仿佛是长着两个头的怪物，即“立宪君主”和“绝对君主”之一体两面。而这种30年代后越发明显的“政治病理”现象，绝不是明治期未尝发生过的情况；(45)其次，是丸山的成名作《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在他本人学术思想走向上的底色性规定。这部由发表于1940—1944年的几篇大论文汇集成册的学术著作，通过解构朱子学在江户思想界之影响过程，搭建起一个日本早期近代论的象征——“徂徕像”及相关思想结构。在这个构图中，丸山已把近世儒家学说之总代表“朱子学”，视为与近代化原理相悖的思想体系，并将其定性为“旧体制”——德川体制的帮凶。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接近近代日本思想的“古学”(荻生徂徕)和“国学”(本居宣长)勇敢地站出来，对这种旧体制的思想载体展开了有力的批驳，并初步完成了日本早期近代化的思想准备工作。 实际上，对“儒教—东洋旧体制”的否定和克服这一丸山图示，矛头所指乃是近代以来的天皇政治集团。明治以降，曾造成过重大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的“国家主义国民道德论”思潮及其凝结物——明治天皇颁布于1890年的《教育敕语》，是被朱子学作过极致发挥的“五伦”教义和道德形而上学。井上哲次郎的《敕语衍义》(1891)及其对近世朱子学作出首次系统性哲学诠释的作品——《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1905)，显然极富成效地支持了明治时代的国家意识形态。鹈沼裕子在谈及井上的工作“效果”时指出：“一般说来，近代日本思想史上的‘国民道德论’，指的是明治四十年代因国家统制而被倡导的国家主义的道德运动。但实际上，该运动的风潮，却上可溯及明治十年的儒教道德复活意识，下可延至太平洋战争末期风行的国粹思想”，时间相当“漫长”。(46)这意味着，津田左右吉在昭和时代的反儒教言行，注定会引发反对天皇体制的联想，其遭遇某种“不幸”甚至酿成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津田事件”，亦应在意料之中；(47)而丸山因现场庇护津田而受到牵累的体验，则决定了他本人在学术领域上的转向——其江户思想史研究与其说是导师南原繁的建议，不如说是政治压力所致更合乎实际些。它教会了丸山如何采取学术“迂回”的方法，既批判了导致“圣战”的原因，又不去直接触动炙手可热的军国主义。于是，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丸山给津田写信称，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研究给津田以“暗默的支持和声援”，并同时寄去他研究日本政治思想史的代表作——日后被集结成《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一书的主干论文开篇——《近世儒教发展中徂徕学的特质及其与国学的关联》。丸山十分希望这篇研究德川朱子学解体过程的文章能够引起西洋社科专业出身者津田的惠顾，哪怕是些微的瞩目，也“幸甚至哉”，(48)只因为这篇文章首先确立的自明式标准，便是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绪论中对中国事物的批判性叙事。(49)当然，丸山的理论构图明显比位处对立两极的井上和津田要巧妙得多：其出发点虽然与津田思路极其贴近，但他先是把研究视角远投江户时代，然后在强调朱子学在幕府初期之“崇高”地位的同时，旋即给朱子学赋予被“捧杀”的命运。这种做法，既没有重蹈儒教虚无论的老路，也避开了招致当下政治风险的一般可能性。但是，“津田事件”时他们逃离现场后津田博士的自言自语，却给丸山留下了更深的印象：“若听任这帮人闹下去，日本皇室可就危险喽！”(50)这大概意味着，原本在祭政高度一致的中国皇帝身上才会出现的责任追究问题，将因为儒教的集权和极权导向而使日本固有的“祭—政”二元“国体”改弦易辙，并给天皇本人带来可以逆料的灾祸。丸山于是乎通过所谓日本“政治意识的原型”，给日本人之所以对“易姓革命”和“万世一系”同时并存现象提出质疑的历代言说赋予以结论，认为那是中国人平行但对立的两种传统政治思维联袂涌入日本后给日本人带来的政治信仰上的混乱。(51)他之所以通过“徂徕学”来次第裁断朱子学的“连续性思维”，(52)并推尊“古学派”所谓“天人相分”、“政教相分”、“圣凡相分”、“公私相分”、“物我相分”这“五大斩断”，(53)所要解决的也正是上述问题。 丸山的研究，不但勾勒出“古学派”特别是徂徕学派对肢解和瘫痪朱子学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作为对津田的“暗默”呼应，这一叙事还着力强调了“国学派”及其集大成者本居宣长与荻生徂徕之间的间接继承关系，并为他日后推出的“原型论”(“古层论”)埋下了深深的伏笔。(54)于是，在构成“原型论”底色的学术构图中，对于“文明”，丸山抑“中世”而扬“近代”；对于“国体”，则重“自统”而斥“外来”。对欧洲文明的激赏，使他必须反对“近代的超克”；而对“革命”的警惕，又使他必然要远离儒家。战败的不堪，使他对天皇的唾弃连带着对儒教的反感；而面对国体的崩溃，又使他痛感到日本人认同上的危机。这种由“近代”与“中世”、“本土”与“外来”之张力所形成的思想上的“两难”困局，使他在努力追究天皇及国体的战争责任的同时，又无法不自陷于所谓“日本近代的窘境”：“日本究竟‘欧化’到何种程度还依然是日本？对于这一问题，即使到今天也并未得到解决。一般的情况下，改变过去或在变化中前行，或者将同一性保持下去，是国民或民族的认同问题，而这又恰恰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实际上，近代日本的国体论，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政治意识形态，其难点正在于隐含其中的日本认同问题。战败时围绕‘国体护持’而引起的巨大骚动，也只因为一点，即如何保持与统治层的利害难以拆分的民族认同问题”，简言之，在“民族认同或同一性问题上”，真不知如何才能处理好“传统与欧化或者传统与近代化的关系”。(55)这段发表于1986年的文字与1956年揭载于《思想》第381号的《战争责任论的盲点》以及1940—1944年间发表于《国家学会杂志》的系列论文之间所呈显的变化，反映了丸山真男的真实心理活动，也反应出许多日本思想者的心理状态，有时还导致他们在战争责任追究问题上的茫然(56)甚至诡辩。(57)然而，作为对战后日本知识界特别是思想界发挥过长期影响的学术大家，丸山等人在天皇和国体问题上由战败之初的激进逐渐走向暧昧，甚至无奈于分散责任说和消解责任论等态度，对研究者准确把握战后日本史观的流变轨迹，应不无意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