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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问题是中国史学家长期关注的问题，学界已出版一些专著讨论史料的整理和运用。2014年6月，齐世荣先生新著《史料五讲》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专讲史料问题的五篇论文，另附两篇涉及史料问题的专论，反映了作者在史料学领域研究的心得和创获。研读此书，深感它对于我们后学拓展史料学视野，进一步掌握运用史料的方法和分寸，进而窥探齐世荣先生的史学思想，都有很多启示。今将笔者研读此书的几点认识，发表出来，请学术界前辈指正。 一、怎样看待“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 “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是《史料五讲》再三致意的见解，因此，本书从多方面阐述这一核心思想。① 作者首先辨析了史料的种类，全书开篇着重论述了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两种文字史料各自的优劣，作者通过分析历史上学者们关于官、私史料价值的不同观点，强调“官书与私记并重，新史料与旧史料兼采”②。其余四篇详细讨论了在过去或被夸大、或被忽略的四种私记史料，包括日记、私人信函、回忆录类私人文件、小说。 作者进而明确指出史料、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三者之间的关系：“史料、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是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可分别论述，但不可奉其一为至尊。”③在史学方法上，作者提倡向马克思学习，使“观点与材料融为一体，达到高度的统一”。④作者多次强调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环节，但他同时指出“史料学不等于史学”⑤，因此不支持“史料至上”的观点。 ——关于史料的搜集，作者提出了两项原则，即“扩张”和“详尽”。关于扩张，他认为：“搜集材料应力求全面”，“史料以后还会继续扩充，也必须继续扩充。因为人类社会在发展，发展中必然产生新问题，有了新问题，就必须搜集与新问题有关的新资料”⑥。在跟中青年学者漫谈学风问题时，他也强调“利用新史料”是学术创新的重要途径。⑦关于详尽，作者指出：“‘竭泽而渔’，是搜集资料的最高标准。”⑧在谈到有关档案的工作时，齐先生认为档案工作者和史学工作是“互相依存”的，档案工作者应当与史学工作者“密切合作”，其中非常首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出版史料汇编”⑨。 ——史料的运用是作者非常重视的问题。他举陈垣、陈寅恪之例，指出他们两人使用史料的原则和具体办法是：“官书与私记并重、兼采，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用所当用。”⑩作者不仅重视总结前人运用史料的经验，而且在自身的史学研究中熟练地运用史料。在《史料五讲》一书中，作者旁征博引，所征引史料种类繁多，内容贯通古今、兼顾中西，包含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等诸多方面的史料。齐世荣先生非常鼓励中国的外国史学者通过史料的运用，在外国史研究领域树立信心。他说：“中国人搞外国史，要有点志气，要拿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有不少人说，中国人研究外国史，材料掌握不如对方多，很难达到高水平；有的人甚至说不如多做点翻译、介绍工作。我一向不同意这种看法。材料是研究的基础，当然重要。但我们只要掌握了足够的材料，就可以进行研究，就能写出高质量的著作。并非掌握的材料要和外国人一样多，才能达到他们的水平。恩格斯写《德国农民战争》，材料主要根据戚美尔曼的《伟大农民战争史》，但水平显然高于后者。”(11)可以说，齐世荣先生以身作则，彰显出一个史学家对于史料的熟练掌握和运用。 (责任编辑：admin) |